在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生态修复从一个理念逐渐变为行动计划。但是它的具体方法、尤其是系统性的方法与路径尚不明晰。 环顾他山，澳大利亚是一个以生态为立国之本的典型国家。本文从国际语境下的生态修复概念入手，结合澳大利亚生态修复的经验，试图就“生态修复有哪些关键准则？”“ 生态修复有什么具体方法？”“生态修复如何系统化？”等问题，寻找借鉴与解答。 什么是生态修复？ 国际生态修复学会（SER）自20世纪90年代起至2004年曾就生态修复定义的展开过几次大讨论。目前广泛接受的是2004年国际生态修复学会给出的定义，即生态修复是协助已遭受退化、损伤或破坏的生态系统恢复的过程[1]。 1980年，Bradshaw将生态修复定义为“企图提高被损伤土地质量或等级的行动，或恢复被破坏的土地，使其重新有利使用，处于生物潜势被恢复的状态。 1990年，SER将生态修复定义为“生态修复是一个有意于改变一个生境而建立一个定义明确的、本土生长的、有历史的生态系统的过程。这一过程的目的是要仿效一个特定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多样性和动态”。强调对生境的改变甚至创造。 1996年，SER重新将生态修复定义为“生态修复是一个协助生态整体性的恢复与管理的过程，生态整体性包括一个在生物多样性、生态过程和结构、地区和历史范围与可持续化时间等变异性的严格范围。”增加了整体性、系统性的思维。 2004年，SER将生态修复定义为“生态修复是协助已遭受退化、损伤或破坏的生态系统恢复的过程”。明确了生态修复是对生态的整体性、系统性的恢复（而非改变）。 生态修复有哪些关键准则？ 国际生态修复学会（SER）于2016年发布了《生态修复实践国际标准》，以此为基础，澳大利亚生态修复学会（SERA）出台了《澳大利亚生态修复实践国家标准》（以下简称“国家标准”），旨在为澳大利亚全国的生态修复项目提供能确保最佳生态修复实践的准则，以及制定指导规划、实施和评估与管理的规范化工作流程[2]。 澳大利亚“国家标准”在厘清生态修复定义的基础上，提出了六大关键准则，为澳大利亚生态修复工作者提供生态修复的概念化、定义和衡量框架。 生态修复基本原则是明确以本地适宜的生态系统作为参照，以此作为生态修复工作的基准。参照生态系统可以是本地真实存在的区域，也可以是由多个本地参照系统组成的概念模型。 生态修复干预程度取决于生态系统自身退化和恢复力水平，无论是采用自然再生、辅助再生还是生态重建，开展科学的生态恢复能力评估是生态修复过程中最为关键的环节。 生态系统属性包括威胁消失、物理条件、物种组成、结构多样性、生态系统功能、外界交换六类，每类属性由更具体因子构成。依次执行各个因子构成的目标可有序引导生态修复实现最终目标。 生态修复最终目标是场地达到完全修复，但完全修复会面临诸如物力和时间有限、理论和实践缺乏等。只要该项目仍以本地生态系统为参照开展了大量修复工作，则仍可认为是生态修复。 生态修复是一个长期性、持续化的实践过程。科学研究不仅可以帮助生态修复工作者克服生态修复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而且还能通过有价值的研究发现改进生态修复实践，确保生态修复取得成功。 生态修复不仅要恢复生态环境价值，还需满足社会经济和文化价值等方面诉求。生态修复需要统筹考虑与生态修复项目存在利益相关的群体，与之全面接触及有效沟通是生态修复工作成功的基础。 生态修复有哪些方法？ 根据修复场地生态系统损害或退化程度的差异，生态修复模式可分为自然再生（Natural Regeneration）、辅助再生（Assisted Regeneration）和生态重建（Reconstruction）三类。 自然再生 适用于生态损害相对较低的区域 场地具备较强的自然恢复能力。现有的生物群落能够在停止引起生态退化的人类活动（如清除原生植被、过度放牧、过度捕捞、筑坝隔断河流等）后逐步实现恢复；加强与周边生态斑块连接后，原生的动物物种可能会迁回，植物种类可通过自然散播的种子逐步恢复。 辅助再生 适用于生态中度甚至高度退化的区域 场地具备一定的自然恢复能力。不仅要消除引发生态修复的人为影响因素，还需进一步积极生物干预（控制入侵植物和动物以及重新引入扩散物种）或非生物干预（污染修复、恢复生态流量、动物通道、栖息地环境营造）措施以修复生物或非生物损伤。 生态重建 适用于生态损害高或退化程度高的区域 场地生态系统恢复能力已基本丧失。这类区域的生态修复不仅需要消除所有可能引发生态退化的因素，包括生物（入侵生物等）和非生物等因素（人为污染等），而且还需要重新引入其所有或大部分本地生物群落以重建适应本地特征的生态系统。 在实际生态修复中，因场地生境多样性通常采用多种方法镶嵌的方式实施生态修复。如修复场地中生态系统相对较好的区域会采用自然再生的修复模式，而对生态系统受损较为严重的区域会采用生态重建或辅助再生的修复模式等等。 依据上述原则，澳大利亚开展了大量的生态修复项目，具体涉及的要素包括山体、林地（热带雨林）、牧草地、农场、废弃地或棕地、矿山、海岛、海湾、河流、湖泊、城市绿地等，在取得较好的生态效应的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此外，澳大利亚生态修复学会还依托杂志期刊《生态管理与修复（Ecological Management Restoration）》，建立澳大利亚全国层面的生态修复项目的技术交流与展示平台，为后续的生态修复工作提供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澳大利亚不同生态修复模式下的实践经验 生态修复工作如何系统化？ 澳大利亚“国家标准”对生态修复活动，即在规划与设计阶段、生态修复实施阶段、生态监测与评估阶段、生态修复实施后管理阶段四个方面给出了相应的行动规范与要求[2]。 我们能借鉴些什么？ 1. 标准层面启示： 建立国家层面生态修复标准体系 建立国家层面的生态修复标准体系是实现最佳生态修复实践的基础。目前我国生态修复工作整体面临着修复流程不规范、修复目标盲目、修复技术方法参差不齐等问题，为了引导未来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有序开展，有必要构建一套生态修复标准体系，从规划、设计、实施、监测、评估与适宜性管理等方面提出相应的规范化工作要求。 2. 技术层面启示： 建立完善的生态修复技术方法体系 开展生态系统退化程度诊断和恢复力评估。生态系统退化程度诊断和恢复力评估是生态修复的重要基础和前提。它直接关乎着制定什么样的生态修复目标和采取怎样的生态修复计划和行动。 制定适宜且明确的生态修复目标等级。国际生态修复学会和澳大利亚生态修复学会都极力鼓励开展完全生态修复，然而在实际生态修复工作中，因所处的区域自然地理条件、受损状况以及土地利用现状的差异和修复主体的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不可能达到“一刀切”式的完全修复。结合各生态要素特征而制定明确且不同生态修复等级的修复目标，并保留未来进一步提升生态服务功能的接口，这是目前我国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现实选择。 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生物多样性是生物及其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种类的丰富程度及相互间的差异性，它在维持生物过程、维护生态系统稳定性、促进生物进化和自然演替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同尺度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应加强与周边生态斑块的生态联系而强化区域廊道建设，通过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及多样生境的营造，以促进退化生态系统的正向演替。 考虑全球气候变化的响应及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能改变或破坏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及其组成，使得原有生态系统发生变化，这种现象在我国生态交错区（譬如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的农牧生态交错区、海岸带海陆交错区等）较为显著。在这种变化环境之下给生态修复工作增加很大的不确定性。相比传统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开展的生态修复，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的生态修复就需要考虑这种未来气候变化而制定一种灵活而又有弹性的修复策略与行动框架。 3. 管理层面启示： 建立修复实践与技术展示平台及适应性管理机制 建立生态修复项目实践与技术展示平台。生态修复是一门涉及多学科的交叉性应用学科，涉及到学科有恢复生态学、景观生态学、地理学、土壤学、植物学、动物学等等，同时生态修复实践中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因素，因此生态修复工作的知识及经验极为重要。建立生态修复项目的技术与实践的交流与展示平台，可彼此借鉴相应的成功经验及失败教训，为提升生态修复项目的科学性和成功率打下坚实的基础。 建立可持续化的适应性管理机制。建立可持续化的适应性管理机制是决定生态修复成功与否的关键。生态修复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项复杂且历时较长的实践工作。无论是采用自然再生、辅助再生还是生态重建，为确保生态系统按既定的目标进行恢复，需要开展长时间、定期地的跟踪监测与评估，及时掌握信息并纠正。建立可持续性的适应性管理是实现最终生态修复目标必不可少的环节。 4. 治理层面启示： 开展多尺度、系统性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 开展多尺度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开展多尺度的生态修复是完善国土空间治理体系的重要工作内容。尺度是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中的一项重要因素，过小尺度的生态修复项目可能并不能有效地发挥其相应的生态服务价值。为了更好的提高国土空间整体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价值，往往需要生态修复工作提升到更大规模或更高空间尺度。 开展“生命共同体”系统修复。国土空间生态修复须从系统性角度出发，在空间和时序两个维度上开展生态修复工作。系统性就是强调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突出山水林田湖草之间的内在生态过程和生态联系。在空间维度上，“生命共同体”生态修复需要摒弃过去单一“点”或“线”层面的生态修复，转向由“点-线-面”相结合的系统性生态修复。在时序维度上，应统筹和合理安排生态保护与修复项目，确保修复后的整体生态效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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