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干流江苏段及环太湖区域位于长江下游平原，属长江三角洲的重要部分。2019年，区域以占全国0.64%的土地面积容纳了4.12%的常住人口、4.82%的城镇人口，创造了8.67%的国内生产总值，区域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73.28%。区域城镇化率高、城市人口密集且经济及产业高度发达，导致城市生活源及工业源的污染物负荷量大；区域降水相对充沛，加上城市发展带来的不透水面积的增加，导致由城市地表径流引起的城市面源污染日趋严重，影响区域内城市水生态环境状况。长江及太湖一方面是区域城市的供水水源，另一方面又接纳各城市排放的污染物。因此在长江大保护的背景下，对区域内城市水生态环境质量的问题解析及控制对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笔者以长江干流江苏段及环太湖区域城市建成区为研究对象，不考虑农业源污染，通过资料获取和相关计算得到城市生活源、城市工业源和城市面源污染负荷数据，分析不同污染源对区域内城市水生态环境的污染贡献，从水环境质量、水资源、水生态等方面进行城市水环境特征及问题解析，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控制对策建议，以期为区域内城市未来一段时间内的水环境综合整治提供参考。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包括长江干流沿线的南京、镇江、扬州、泰州、南通以及环太湖周边的常州、无锡、苏州、嘉兴和湖州共10个典型城市，各城市与长江及太湖的位置关系如图1所示。区域总面积为60 694 km2，城镇人口为4 260.6万人，近5年平均水资源量为374.6亿m3，区域内以太湖、高邮湖为首的淡水湖泊分布较为集中，以长江、京杭运河、滁河、秦淮河等为首的干支流水系众多，具备典型的平原河征。
图 1长江干流江苏段及环太湖区域概况
Figure 1.General situation of Jiangsu Province reach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the area around Taihu Lake
1.2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主要包括5个部分：1）通过各城市2016—2020年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19年和2020年水资源公报等获取水质及水资源等数据信息；2）根据2019年《中国城市建设年鉴》及各城市统计年鉴等统计资料，整理得到各城市基础信息数据；3）通过文献调研总结各城市不同下垫面类型的场次降雨径流平均浓度，估算城市面源污染负荷；4）从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数据和环境统计数据中提取工业源污染负荷数据；5）通过各城市水资源公报及2019年《中国气象年鉴》获取降水量数据。
1.3 污染负荷计算方法
1.3.1 城市生活源
城市生活源污染负荷计算参考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计算方法，具体公式如下：
式中：W城市生活为城市生活源污染物排放负荷量，t/a；N城为城市的城镇居民常住人口数，万人；Q城为城市人均生活用水量，L/（人·d）；F为城市生活源折污系数，一般取0.8~0.9；R为城市生活污水收集率，%；C0为城市生活污水污染物浓度，取城镇污水处理厂进水浓度，mg/L；C为城市生活污水经城镇污水处理厂处理后排放的污染物浓度，取城镇污水处理厂出水浓度，mg/L。各城市城镇污水处理厂进出水污染物浓度参考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产排污系数手册[1]，污水收集率按70%计算。
1.3.2 城市面源
降雨历时和强度等因素对面源污染的影响较大，且随着降雨事件的发生过程变化而引起的地表径流污染状况的变化较为复杂，因此场次降雨径流污染物平均浓度（EMC）是常用来评价降雨径流水质及分析城市面源污染负荷的重要指标。朱红生[2]给出了常州市大、中、小不同降雨类型过程中的生活区、商业区和工业区的径流污染物EMC范围；赵玉坤等[3]通过检测4场典型降雨的8个采样点水质，得到常州市工业区、居民区、商业区的路面径流污染物EMC；周曼等[4]在河网区水污染负荷分析过程中总结了苏州市降雨径流的EMC；王旭婷等[5]选取苏州市护城河以内的古城区为研究区域，分别在商业区、居住区、交通区等5个不同功能区采样，得到不同污染物的EMC；祁妍娟等[6]通过采集径流雨水水样，得到扬州市5种不同用地类型典型污染物EMC。通过总结得到区域典型城市或周边相似城市居住区、工业区、商服区、绿地区和交通区5种用地类型径流雨水中化学需氧量（COD）、氨氮、总氮和总磷4项指标的EMC，不同类型下垫面径流系数参考GB 50014—2021《室外排水设计标准》，通过下式计算得到区域内各城市面源污染负荷近似值[7]。
式中：W城市面源为城市面源污染物排放负荷量，t/a；EMCi为i下垫面类型场次降雨径流污染物平均浓度，mg/L；P为城市年降水量，mm；Si为i下垫面类型的面积，km2；ai为i下垫面类型的径流系数；f为地表径流校正因子，取0.9。
2. 研究区城市水生态环境特征
水环境质量方面，对区域城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及水质月报数据进行统计整理，给出了长江干流江苏段及环太湖区域的国家级及省级考核断面水质情况，如图2所示。由图2（a）可知，2016年以来，92个国家级考核断面水质总体呈现出不断提升的状态，达到或优于GB 3838—200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Ⅲ类水质的断面占比不断升高，2020年达到80%，但Ⅴ类水质断面始终没有完全消除。从2020年研究区城市国家级、省级考核断面逐月水质情况〔图2（b）〕可以看出，无论是国家级还是省级考核断面，5—9月水质普遍下降，且较其他月份水质差距明显，断面水质达标率及优良率（达到或优于Ⅲ类水质占比）均较低。区域湖泊水质较差，苏州市2020年未达标省级及以上考核断面均在湖泊[8]；扬州市高邮湖、邵伯湖水质为轻度污染[9]。
国家级、省级考核断面水质情况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区域内城市水体水质情况，虽然长江干流江苏段及环太湖区域内国家级考核断面水质整体较好，但区域内城市水体水质总体较差。2020年11月常州市主城区内20个监测点位水质结果显示，25%的监测点位水质为Ⅲ类，20%为Ⅳ类，35%为Ⅴ类，20%为劣Ⅴ类[10]；南京市建成区内断面水质达标率仅为30%左右[11]，城南河龙王庙断面2019年达标率为75%，主要污染指标为氨氮和总磷，中下游河道出现Ⅴ类水质[12]，城南河支流污染较干流严重，存在劣Ⅴ类水质[13]；南通市海门区22个水功能区2020年水质达标率仅为72.7%[14]。
水资源方面，研究区内城市水资源量短缺，除湖州市外，其余9座城市2016—2020年人均水资源量平均值远低于国际重度缺水警戒线（1 000 m3），均在国际极度缺水警戒线（500 m3）上下，城市水资源短缺程度严重且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高（图3），其中南京、扬州和泰州2016—2020年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均值在100%以上，另外无锡、苏州、南通均值在90%以上。因此，研究区存在明显的水量型缺水问题。
水生态方面，总体上研究区水生态健康处于中等状态，多样性指数呈现轻到中度污染[16-21]。由于区域内水体受到不同程度污染，水生生物多样性呈现逐年降低的趋势，部分河网湖荡的水生生物多样性大幅衰退，尤其太湖流域沉水植物大面积丧失，生态功能退化严重，各城市之间的表现略有差异（表1）。
饮用水安全方面，沿长江干流分布有30多个饮用水水源地，且湖泊水源地众多。部分水源地水质不能完全达标，存在总磷污染问题，同时存在特征有机污染物、重金属、危险化学品等潜在安全风险。长江干流97个饮用水水源地中，高风险水源地共有8个，均位于江苏段，分布在无锡、扬州、镇江和泰州4市，另外无锡市还存在1个潜在风险极高的水源地[22]；长江南京段饮用水水源地风险等级为中等，主要潜在风险是水质和污染风险[23]；滆湖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等级为不安全[24]。2020年常州市长荡湖水源地达标率仅为16.7%，主要影响因素为总磷[25]；泰州市长江饮用水水源地底栖动物及鱼类残毒结果显示为轻到中度污染[26]；湖州市水源地中典型微污染物有机氯农药、有机磷农药和邻苯二甲酸酯类污染物检出物质种类分别为17、2和15种[27]；嘉兴市饮用水水源地磺胺类抗生素检出率为60%~100%[28]；太湖水源地中东部和北部抗生素浓度较高[29]。
3. 研究区城市水生态环境问题解析
3.1 污染负荷总量大，生活源占比高
研究区城市工业源、城市生活源和城市面源3类污染源的COD、氨氮、总氮和总磷污染负荷排放量见表2。由表2可以看出，区域内的城市生活源是第一大污染源，其COD、氨氮、总氮和总磷排放量分别占区域排放总量的44.44%、72.42%、63.04%和63.80%。工业源和城市面源占比相当，其中工业源的4种污染物排放量占比分别为16.01%、17.09%、26.66%和16.42%，城市面源分别为39.56%、10.49%、10.30%和19.78%。值得注意的是，区域内COD排放量中城市生活源与城市面源占比差别并不大，从各城市4种污染物负荷来源及排放量占比（图4）来看，常州、苏州、嘉兴、湖州、扬州、泰州、镇江7市的城市面源为COD排放的第一大污染源，苏州和嘉兴2市的城市面源是总磷的第一污染排放来源，苏州市工业源对总氮、氨氮贡献率超过城市生活源。
3.2 城市污水收集与处理利用效能有待提升
研究区城市污水收集处理及再生利用情况如图5所示。由图5(a)、图5(b)可以看出，区域内城市管网密度均大于我国城市管网密度平均值，大部分城市雨污合流制管网占比远小于全国平均值，但湖州及南京2市高于全国平均值。城市建成区管网中合流制管网占比高将影响雨季污水处理效率，尤其是研究区内降水丰沛，雨季时大量雨水进入合流制管网与污水一同输送至污水处理厂，一方面可能由于雨污混合水量超过污水处理厂处理能力导致漫溢，另一方面由于雨水的掺入导致污水中污染物浓度低于污水处理厂设计处理浓度，降低污水处理效率。上述2个方面均会增大进入城市受纳水体的污染物量，进而直接影响到长江及太湖水质。无锡和南通2市建成区管网密度较高且雨污合流制管网占比较低，说明这2座城市管网建设情况较好。
虽然从数据上看，研究区城市管网建设水平与全国平均值相比并不差，但从绝对意义上来讲，一方面我国整体管网密度与发达国家还存在差距，另一方面不能仅用管网密度去评判城市的污水收集能力。以湖州市为例，其管网密度在研究区内位于第3位，但浙江省公布的2019年全省城镇污水处理工作第三方评估情况显示，湖州市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仅为59.15%。有研究对镇江市主城区管网排水能力进行了评估[31]，结果表明老城区现有管网系统存在总体排水能力较弱、截留倍数低、10年及以上排水管道占比高等问题。另外研究区属于平原河网地形，河道较密集，排水管道埋深普遍低于水面高程，极易导致污水漏失、外水侵入等问题。污水收集率与污水处理厂运行负荷紧密相关，在假设城市污水处理厂建设与城市污水产生量相符的情况下，污水收集率低会直接导致污水处理厂运行负荷率偏低，而雨水、地下水等入侵严重会导致污水处理厂运行负荷率偏高。由图5(c)可知，区域内城市污水处理厂运行负荷率总体上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差并不大，但无锡市运行负荷率较低，而嘉兴（94.73%）、湖州（90.93%）2市较高。值得注意的是，湖州市在污水收集率较低的情况下仍然有较高的污水处理厂运行负荷率。从再生水利用情况〔图5（d）〕看，区域内除无锡、常州、苏州3市再生水利用率高于全国平均值外，其余城市均低于全国平均值。
3.3 降雨引起的径流污染及“网-厂”效应导致雨季水质差
研究区2019年月均降水量如图6所示。由图6可知，研究区5—9月处于汛期，降水量较大。结合图2(b)可知，区域内断面水质与降水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明显，即降水量大的月份断面水质明显变差，这说明研究区水环境质量在雨季受面源污染严重。由图4可知，研究区内城市面源污染对COD和总磷的贡献较高。由此分析得到影响城市水体雨季水质变差的原因主要有以下3方面。
（1）降雨引起的水量水质波动影响污水处理厂处理效率
雨季污水处理厂进水水量大、污染物浓度低，如苏州新区第二污水处理厂6—8月（雨季）日均进水量较大，导致进水水质基本指标均有所下降，如COD、生化需氧量、总氮、总磷浓度分别较最大值减少了57.77%、57.09%、39.29%和60.67%[32]。进水水质、水量的大幅波动对污水处理厂造成冲击，导致污水处理厂处理效率降低、出水水质不稳定，进而影响城市受纳水体的水质。
（2）降雨进入管网引起合流制溢流污染和分流制初期雨水污染
我国城市合流制排水体系大多截留倍数低，甚至旱季已经形成满管流，在降雨条件下极易形成溢流污染。溢流污水中不仅包含雨水还混杂着生活污水，水质较差。杨默远等[33]的研究表明，合流制排水分区的雨水径流污染高，其主要原因在于合流制雨水径流外排过程中携带生活污水，且生活污水对合流制雨水径流污染中总磷的贡献率高达84.45%。分流制排水管网体系中初期雨水未经处理，水质差，如无锡市宜兴新城区、老城区、环科园3类区域雨水管道的入流和出流水质均劣于地表水Ⅴ类水质标准[34]。
另外无论是合流制管网还是分流制管网，降雨过程中沉积在管道内部的污染物均会在短时间内被大量冲刷出来，进一步增加污染物浓度。金科[35]的研究显示，苏州市张家港合流制管道沉积物中含有大量的COD、悬浮颗粒物、总氮及总磷等物质，大暴雨期间降雨15 min时管道中4种污染物浓度就达到最大值，且此时管网已处于溢流状态；南京市江北新区分流制管道沉积物中总磷溶出浓度远高于地表水Ⅴ类水质浓度[36]。
（3）高浓度降雨径流进入水体直接影响城市水环境
由于地面沉积物的大量存在，导致城市地表径流水质一般较差。康爱红等[37]的研究表明，扬州市地表径流采样中悬浮颗粒物浓度是典型生活污水的7倍，总氮、总磷和重金属浓度均超标；毛旭辉[38]对苏州市平江新城的模拟结果显示，短历时暴雨下排口出流污染峰值浓度远超地表水Ⅴ类水质标准，径流入河对排口附近断面水质影响较大，可使其氨氮浓度升至2.0 mg/L以上。由于区域城市河网密布，无论是掺杂了生活污水、管道沉积物的溢流污染和初期雨水还是降雨直接形成的径流，未经处理直接进入城市受纳水体均严重影响其水环境质量。
研究区城镇化率高、经济发达，经济发展带来的城市建设使城市不透水面积增加，导致城市地表径流污染严重。而不同下垫面和降雨（类型、强度、历时、降雨量等）条件下，径流污染的时空分布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给城市面源污染治理与管理带来较大难度。
3.4 工业源污染及潜在风险大
研究区内化工园区数量为长江沿线城市之首，“重化围江”特点明显。江苏8市沿长江干流的化工园区共16个，沿江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数量占整个江苏省的70%以上，沿江重工业企业数量占企业总数的60%以上。区域内各城市工业源污染特征见表3。《江苏省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显示，工业源COD、氨氮、总氮、总磷4项污染指标排放量前3位的行业均包含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及纺织业，区域内工业源呈现出明显的化工及纺织印染行业污染特点。2018年生态环境部通报的长江流域涉水排污超标企业行业分布中，除污水处理厂占比66%外，工业行业中占比最高的2类分别是印染行业（16%）和化工行业（10%），而印染和化工行业恰恰是研究区内的典型工业行业类型。可见，区域内工业源带来的污染物及风险对长江干流水质影响较大。
研究区工业废水排放量大，园区污水处理厂大多不考虑废水水质而直接进行混合处理。工业废水中难降解污染物种类多，通常可生化性极低，且工业特征污染物较难处理，由于缺少对有毒物质的有效管控手段，无法对来水水质进行精准快速识别，应对水量变化大、化学成分复杂、有毒有害物质浓度高的行业废水时，综合处理厂的处理效率很容易受到影响而导致出水水质不稳定。
由研究区工业源特点导致的特征有机化学品和重金属环境风险较大。2018年，干流江苏段化工园区实测评估检出17种优控化学品；2019年，江苏省5个化工园区中优先评估化学品和第一批优控化学品内80%的物质都有检出。由于化工行业是高风险行业，以及新型化工产业的规模化发展，致使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趋于复杂化的本质难以改变，长江及研究区饮用水面临的持久性有机污染风险很难从根本上消除。传统印染废水治理重点关注COD、色度等，忽视印染行业生产过程中锑污染物的形态转化，导致废水及污水处理厂尾水锑浓度普遍超标，影响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安全。另外，长江流域航道运输繁忙，油品、危险化学品运输量大，江苏段沿江8市30 个港区共有113家危险化学品码头、仓储企业，270个危险化学品泊位[39]，存在航运事故造成危险化学品泄漏的潜在风险，威胁饮用水源水的安全。
3.5 城市化进程导致城市水体水生态系统受损
随着研究区城镇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各类污染负荷的增加一方面给水环境质量带来较大压力，营养盐的大量输入增加了区域富营养化的风险，影响湖泊及环湖河道的水生态状况；另一方面各种人类活动干扰造成城市河湖水系结构的改变甚至阻隔，从而导致城市水体水生态功能受损，水生生物群落减少。
（1）水质污染
根据前文解析可知，生活源、工业源和面源等外源污染的输入影响研究区内城市水体质量。另外，内源污染同样存在，如嘉兴南湖周围航运发达，船体扰动引起周边淤积严重的河网中底泥再悬浮，导致水体质量变差[20]。水环境质量是水生态的根本，水质污染导致生境质量变差，从而造成水生态恶化。
（2）湖泊富营养化
研究区湖泊富营养化风险大，2020年太湖总体水质处于Ⅳ类，为轻度富营养状态；太湖苏州水域湖体总磷、总氮平均浓度为0.065和1.18 mg/L，与2019年相比，分别上升1.6%和7.3%；太湖无锡水域湖体总磷、总氮平均浓度为0.082和1.24 mg/L，与2019年相比，分别上升4.7%和6.8%；2020年嘉兴南湖中心断面年均水质为Ⅴ类。2017—2020年太湖蓝藻水华有所恶化，区域上从西部、北部逐渐扩展到湖心甚至东部和南部等，时间上主要集中在每年5—10月[40]。常州市竺山湖的水华发生次数、单次最大水华面积、累计暴发水华面积和藻密度均值均呈现上升趋势。南京市5个主要湖泊中玄武湖、石臼湖、莫愁湖及扬州市各湖泊营养状态均为轻度富营养。由于大型浅水湖泊的优势风向具有明显的年际变化，不同的风场会形成不同的湖泊流[41]，加上区域城市河网水体流向交错复杂，部分河段水流方向不稳定，湖泊蓝藻在风向和水流的共同作用下，随湖水倒流进入城市内河，导致城市环湖河流蓝藻聚集，影响周围城市水生态环境。
（3）河湖水系结构改变
城镇化进程中对水域的侵占和水系的改造使得河网水系结构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研究表明，嘉兴市河网密度、水面率和河网发育系数均呈现下降趋势，河网水系形态结构呈现明显的主干化趋势[42]。苏州市市辖区附近范围内近年来快速城镇化区域的河网密度在20世纪60年代—21世纪10年代衰减了16.23%，水面率在20世纪80年代—21世纪10年代减少了21.06%[43]。从几十年前开始，大量的人类活动造成了一系列的江湖阻隔，切断了湖泊与长江的天然联系[44]。
由于研究区内水质污染、湖泊富营养化及社会经济活动带来的土地利用类型改变、水系结构改变、水系连通受阻等影响作用，使得城市水体水生态系统结构发生较大变化、部分水生态功能丧失及水生生物群落减少。水位变化是湖泊水生植物群落类型减少、群落结构简单化的重要原因[45]。江湖连通受阻导致长江平原湖泊中鱼类总数减少38.1%[46]，其中太湖鱼类群落所包含的科、属、种数分别减少52.38%、38.71%、44.34%，而无锡市内湖五里湖群落包含的科、属、种数分别减少53.85%、36.59%、38.71%[47]。
4. 研究区城市水生态环境控制对策
研究区城市水环境质量、水资源、水生态及饮用水安全（“四水”）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在“四水”系统性的整体框架下，结合区域特征问题开展区域城市水生态环境的综合整治，提出如下5个方面的控制对策措施。
4.1 水资源保护对策
对于区域城市水资源量短缺的问题，主要对策如下：1）坚持以水定城，量水发展，协调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定水资源优化配置方案，完善水量分配和用水调度制度。2）加强节水能力，提高居民节约用水观念，推广节水器具，减少生活用水量；加强工业再生水用于循环冷却水使用，加大技术和设备改造，提高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降低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3）研究区再生水利用率较低，用水量大且降水较为丰沛，因此雨水、再生水等非常规水资源的利用空间大，通过海绵城市建设采取适宜的雨水蓄积和收集设施，用于城市绿地浇洒、景观补水或其他市政杂用水，扩大再生水应用范围，加大诸如南京、镇江等再生水利用率低和极度缺水城市的再生水利用力度。
4.2 城市生活源控制对策
研究区城市生活源为第一大污染源，因此对城市生活污水收集与处理效能进行提质增效非常有必要。主要控制对策如下：1）针对研究区诸如湖州等污水收集率低的城市，通过排查整治消除污水直排口，以城郊接合部、城中村、老旧城区为重点，全面排查管网覆盖情况；检测雨污水管网功能性和结构性状况，查清混错接和渗漏等问题，通过管网新建及改造逐步实现区域内城市管网的全覆盖全收集。2）针对诸如嘉兴、湖州等污水处理厂运行负荷率高的城市，研究其污水处理厂运行负荷率高的根本原因，并采取应对措施。3）对全区域污水处理厂进行提标改造，提升雨季污水处理效能，减少氮、磷营养盐向受纳水体的输入，进而降低湖泊富营养化风险。
4.3 城市面源控制对策
针对区域汛期水质差，地表径流污染严重，城市面源对于COD、总磷污染排放负荷贡献较大的特点，主要控制对策如下：1）参照嘉兴市海绵城市建设试点经验，加强区域内海绵城市建设，增强建设工程设施运行的长效管理能力，控制削减降雨径流污染；2）针对雨污分流制区域，加快建设初期雨水收集处理设施，减少初期雨水对河道的污染；3）对于合流制排水分区，增加溢流污染控制设施，控制溢流污染外排；4）定期开展排水管道沉积物清除工作，减轻管道沉积物对城市水体的污染贡献。
4.4 工业污染及风险防控对策
针对区域工业园区数量多、工业废水排放量大、以化工及纺织印染为重点整治行业的特点，解决研究区化工企业带来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排放及累积风险的关键在于强化环境风险源头管控和处理水平。主要控制对策如下：1）通过源头治理消除诸如重金属锑、特征有机污染物等有毒有害物质，调整化工、纺织印染等产业布局，加快淘汰落后生产企业，同时完善达标排放的监管措施；2）针对研究区工业园区内废水混合处理影响出水水质的情况，推进园区内废水分类收集、分质处理；3）全面调查工业企业基本状况，以排放重金属、危险废物、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和生产使用重点环境管理危险化学品的污染源为重点，建立重点风险源清单，逐步开展重点风险源环境和健康风险评估，加强化学品生产、储运过程的风险监管，提高从企业到水源地之间的监控预警能力。
4.5 水生态修复对策
针对区域富营养化风险大、水生态功能退化特点，坚持遵循控源截污—生境改善—生态恢复的治理策略，主要对策如下：1）积极推进诸如泰州等城市的水生态调查工作，明确各城市水体水生态现状及水生态保护的方向和重点；2）从水质角度加强内源、外源的污染负荷削减，降低水体氮、磷营养盐浓度，降低蓝藻水华暴发风险；3）针对城市化对区域水生态的干扰，坚持以自然恢复为主，加强河湖缓冲带及湿地建设，实施水系连通工程，增强河网水系连通性，优化水位调控，逐步恢复水生态功能及水生生物多样性。
5. 结论
（1）从污染源负荷结构来看，长江干流江苏段及环太湖区域第一大污染源为城市生活源，应加强生活污水收集与处理效能，提高管网及污水处理厂的建设、运行、监管水平。
（2）城市面源对COD的贡献占比与城市生活源十分接近，部分城市甚至超过城市生活源。受雨季影响，区域汛期水质较差，城镇地表径流对城市河道水质影响严重，应加强合流制管网溢流削减，加快海绵城市建设。
（3）区域工业园区数量较多，工业源以化工、印染为主，应提高工业园区污水处理水平，关注特征有机污染物及锑污染物等风险源控制。
（4）区域人均水资源量极度紧缺，水资源开发利用率高，再生水利用率低，应以水定城，量水发展，规划制定水资源分配方案，提高区域用水效率，加大非常规水资源利用。
（5）针对区域水生态功能退化特点，应持续加强湖泊富营养化控制，增强水系连通和水位管控，恢复水生生物多样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