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尚希表示，观察经济形势，既可以用复杂的指标体系和数学模型来分析，也可用较为直观、简单的指标和方法来反映。例如用电量、铁路货运量，就是较为直观的简单指标，一定程度上可用来判断经济形势变化。但必须注意的是，用电量、货运量的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变化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更不能以它们之间的同向变化来判断经济形势，以为用电量、货运量下降就是经济下行的标志。
“在既定条件下，如结构不变、技术水平不变，用电量、货运量与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用电量、货运量的增长意味着经济增长；反之，则意味着经济增长下行。如果结构发生较大变化、技术水平提升，用电量、货运量与经济增长变化之间不一定是正相关。”刘尚希说。
《证券日报》记者了解到，今年一季度，全国全社会用电量累计1290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0.8%。较去年同期增速大幅下降了4.6个百分点，3月份单月用电量更是同比下降了2.2%。今年以来的用电量增长较前两年有明显差距，增速放缓的趋势明显；铁路运输也同比下降9.4%。
刘尚希称，今年一季度用电量、货运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背离，主要是结构变化和技术进步导致的。产业结构，尤其是第二产业比重下降、工业结构中高能耗产业比重下降、能源结构变化，清洁能源比重上升以及能源利用技术进步，都会导致用电量和货运量下降。煤炭运输一直在货运中占有较高比重，能源结构变化也会在货运量上反映出来。
他同时表示，经济下行，无疑也会导致用电量和货运量下降，但从调结构、转方式的多年努力来观察，用电量和货运量增幅下降，恰恰说明调结构和转方式取得了一定成效。在这里，不考虑结构变化，把用电量、货运量作为先行指标来直接判断经济形势的好坏是不准确的。可见，任何指标的使用都是有条件的，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机械地套用，需要辩证地看。
刘尚希表示，降低单位GDP能耗，优化运输结构，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等，都是当前结构调整中的内容。这些方面取得进展，就会在用电量、货运量等指标与经济增长变化的关系上发生不同于以前的相关性。当前用电量、货运量与经济增长的反向变化，与其说是经济下行的先行标志，倒不如说是结构调整有了进展的反映。就此而言，这是一种向上的变化，是乐观的，而不是一种向下的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