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2月12日晚，巴黎气候变化大会通过《巴黎协定》。 该协议对2020年后全球减排做出了安排。这是历史上第一个涵盖近200个国家的全球减排协议。 无论从协议本身，还是协议达成后各方的反馈来看，本次会议的成果基本达到了预期。 尽管该协议存在一定的不足，但它毕竟是第一个基本覆盖全球的具有约束力的减排协议，其在国际应对气候变化中的重要历史意义不可否认。
结束全球气候治理的“无政府状态”
《巴黎协定》对于完善全球气候和能源治理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气候谈判因各方争议陷入停滞，全球气候治理陷入无政府状态。
《巴黎协定》提出各国必须报告减排和资金情况； 各国必须定期提供温室气体清单报告等信息； 所有国家都将遵循相同的衡量、报告和核查制度，但以发展为基础。 对中国国家的能力进行灵活安排； 除最贫穷和最小的国家外，所有国家必须每两年报告一次； 将对资金和减排量进行第三方技术专家审查； 并敦促发达国家在2020年之前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并鼓励其他国家自愿提供此类资金。
这些具体规定有助于提升国家减排和全球气候治理的透明度，极大增强各国和地区在气候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 如果这些透明度措施未来能够得到落实，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将更加完善。 但这些纸面协议能否得到全面落实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例如，发达国家此前曾承诺到2020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资金，但这一承诺至今尚未兑现。 真正落实《巴黎协定》、完善全球气候治理，需要各方各尽所能、合作共赢，克服功利主义和“零和博弈”的狭隘思维，以实际行动实现宏伟目标。
《巴黎协定》提出的减排目标和机制对于推动能源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化石能源消耗是空气污染物特别是二氧化碳的主要来源，约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70%。 因此，要落实减排目标，必须在节能减排和优化能源结构上做文章。 以北京空气污染为例，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专家在2015年北京能源论坛上透露，北京空气中2/3的PM2.5和3/4的温室气体来自化石燃料。 化石能源的生产和运输也污染土壤、水和大气。
经济发展的目标是让人民生活更加自由、更加富裕、更加幸福。 以牺牲环境和人民健康为代价的快速增长绝不是理想的结果。 为了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人民生活质量，世界必须尽快从煤炭时代迈入油气时代，进入传统能源与新能源相结合的清洁能源利用时代。
可再生能源短期内难以撼动
化石燃料占主导地位
《巴黎协定》将推动能源节约和能源结构转型，全球能源结构将走向清洁低碳。 《巴黎协定》达成后，绿色和平全球总干事库米·奈杜表示，《巴黎协定》要求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尽快达到峰值，并在本世纪下半叶达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这意味着化石能源的历史最早可能在本世纪结束。
巴黎气候大会达成的协议无疑将进一步加速清洁能源替代传统化石能源的进程。 但这并不意味着本次会议之后，全球能源消费将立即进入清洁能源时代，能源结构转型仍需要较长时间。
英国石油公司（BP）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全球能源消费增长放缓的背景下，可再生能源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能源形式，占一次能源使用增量的1/3 。 占世界能源需求的 3%，而 10 年前为 0.9%。 2014年，全球能源使用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仅增长了0.5%，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增速。
尽管可再生能源增长迅速，但由于可再生能源往往具有分散性和间歇性，大规模并网可再生能源发电会给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带来一定的技术难度。 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接入尚需微电网、储能技术、智能用电管理等技术的成熟。 同时，近年来煤炭、石油价格大幅下跌，也使得等热值可再生能源相对价格较高，经济效益难以显现。 由于全球能源消费增速明显放缓，即使可再生能源在增量中占比较大，但短期内可再生能源仍难以撼动化石能源的主导地位。
人类能源消费大致经历了薪柴时代、煤炭时代和石油时代。 总体趋势是能源越来越低碳、能源密度越来越高。 短期来看，由于天然气是一种相对清洁的化石能源，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重视。 同时，页岩气革命和海上天然气的开发也为各国扩大天然气使用创造了条件。 作为继石油、煤炭之后的第三大能源消费国，未来天然气消费比重将持续上升，人类将进入油气并重的时代。 从长远来看，随着新能源技术的发展和环境约束的加剧，风能、太阳能、生物燃料、核能等可再生能源可能成为能源消费的主导。
《巴黎协定》对中国有何影响？
至于协议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我认为短期或中长期不会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重大影响。 今年6月30日，我国政府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制定了2030年独立行动目标，即二氧化碳排放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力争2030年达到峰值。以尽快实现他们的目标。 顶峰;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60%至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20%左右，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约45亿立方米。
虽然我国提出了较高的自主减排目标，但只要我们努力，我们就有基础和条件实现上述目标。 随着产业政策的推动和经济技术的发展，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为减排创造了有利条件。 2013年，我国服务业在三大产业结构中的占比首次超过制造业。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51.4%，占经济总量的一半以上。 优化产业结构有助于大幅减少单位GDP排放。 规模效应和技术效应的发展，特别是节能技术和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也将有助于减少排放。 目前，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全球总量的24%，新增装机占全球增量的42%。 中国是世界上节能和利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最多的国家。
当前，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能源消费弹性系数明显下降。 2014年，我国单位GDP能耗同比下降4.8%，是“十二五”以来最好成绩。 随着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我国能源消耗和排放强度将进一步下降。 一般来说，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环境污染程度相对较轻。 然而，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环境污染由低变高。 当经济发展达到某个临界点或“拐点”时，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提高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和环境监管加强的影响，环境污染将由高到低下降，环境质量将逐步改善。 污染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形成先升后降的“倒U型”曲线。 这条曲线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人们普遍认为，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时，就处于“倒U型”拐点。 去年我国人均GDP接近1万美元水平，这意味着我国污染排放将逐步逼近“倒U型”拐点。
由于我国环境承载力已接近或达到极限，我国近年来提高环保标准、加强环境执法、开展碳排放交易等。 环保法规的加强，将对我国钢铁、有色、煤炭、电力等重化工业产生一定影响，但也将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带来机遇。 总体而言，我国具备实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条件。 我们无需过多担心《巴黎协定》对我国经济增长短期和中长期的重大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国际能源安全研究中心主任黄晓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