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概要
受乌克兰危机和逆全球化浪潮影响，国际能源“政治化”趋势明显增强。 这不仅对国际能源安全环境提出许多新的挑战，也造成全球能源治理出现一定程度的倒退。 为确保全球经济增长和低碳转型稳步推进，国际社会需要加强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之间的战略对话与合作，深化全球能源治理改革，充分发挥新兴经济体的作用，共同推动能源全球化，维护国际能源市场稳定。
赵宏图▎现代研究院能源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近年来，随着逆全球化浪潮兴起和大国竞争加剧，能源合作“政治化”趋势有所增强。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欧对俄罗斯实施能源制裁，结束了近半个世纪的能源自由贸易，全球能源治理出现一定倒退。 新形势下，国际社会不仅需要加强能源输出国和消费国之间的战略对话与合作，积极推动国际能源“非政治化”，也需要新兴经济体在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国际能源政治生态的“退化”
随着全球化的倒退和民族主义的兴起，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博弈明显加剧，能源的政治和安全属性再次凸显。 美欧为实现地缘政治和战略目标，频频对能源出口国实施能源制裁，推动部分国家与能源经济“脱钩”，将大国竞争延伸至能源领域，分割世界市场。
一是能源“政治化”趋势加剧。 特朗普在任期间多次指责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推高油价，威胁要颁布《禁止石油生产或出口卡特尔法案》（NOPEC）并对沙特等OPEC成员国实施制裁。 在俄罗斯与欧洲的能源博弈中，美国从“北溪二号”管道项目构想之日起，就在各个层面上进行阻挠。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欧洲能源危机的加剧，主要是美欧对俄罗斯能源制裁升级的结果。 2022年，国际能源署发布的《欧盟减少对俄罗斯能源依赖的10项建议》主要是非市场措施。 许多跨国公司也选择牺牲商业利益而服从政治意愿。
大国竞争背景下，美国与西方“去全球化”、“脱钩”趋势也影响到清洁能源领域。 美国极力渲染中国在清洁能源产业链的优势以及对美国和西方构成的“威胁”，积极推动与中国“脱钩”。 2022年2月，美国能源部发布《美国清洁能源转型供应链保障战略》，保持其在清洁能源制造和创新方面的全球领先地位。 欧盟一些舆论将摆脱对中国清洁能源的依赖与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相提并论，认为“今天的俄罗斯能源可能就是中国在下一次冲突中的绿色高科技”。
其次，能源博弈全方位反弹。 随着美国和欧洲对俄罗斯能源制裁的升级，俄罗斯与欧洲的能源关系持续恶化。 从能源地理来看，俄罗斯、美国和欧洲之间的能源博弈日益复杂。 乌克兰危机后，美国先向欧盟施压升级对俄罗斯能源制裁，后又联手欧盟和七国集团对俄罗斯石油价格进行限制。 欧洲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持续减弱，只有匈牙利等少数国家留在支持与俄罗斯能源合作的阵营。 另一方面，俄罗斯加快了能源战略“东进”、“南进”的步伐，反制措施前所未有。 2022年12月27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采取特别经济措施应对西方对俄罗斯石油的价格限制。
在能源贸易方面，亚洲和欧洲之间的竞争加剧。 随着亚洲买家的竞争加剧，欧洲加速寻找替代能源。 2020年至2021年，亚洲一度占据美国液化天然气出口的半壁江山，但2022年前4个月，美国对亚洲液化天然气出口下降了51%。 欧盟正在世界各地寻找俄罗斯能源替代品，这推高了能源成本，并加剧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供应缺口。 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等国无法在价格上与欧洲竞争，将不可避免地陷入能源经济困境。
三是能源合作日益“阵营化”。 国际格局加速调整。 俄罗斯能源出口从欧洲转向亚太，美国能源更多流向欧洲，中东、澳大利亚等国家对欧洲能源供应大幅增加，能源消费国与出口集团博弈国家已经升级。 首先，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日益密切。 在美国压力下，欧盟与俄罗斯能源“脱钩”加速，美欧能源合作急剧升温。 欧盟和美国联合发表多项能源合作联合声明，通过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和北约加强能源战略合作，构建能源利益共同体。 其次，石油输出国联盟（OPEC+）合作机制日益完善。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OPEC国家在制裁俄罗斯问题上保持中立，多次拒绝美欧增产和选边站队的要求。 阿联酋对联合国安理会谴责俄罗斯的决议投了弃权票，明确表示俄罗斯“将永远是OPEC+的一部分”。
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受到严重冲击
在逆全球化浪潮和大国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全球能源治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不少国际能源危机应对机制严重失位、失效，国际能源秩序“不稳定”。 国际能源署的表现令人失望，在应对欧洲能源危机方面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行动。 全球能源治理很大程度上仍受制于逆全球化趋势下的全球治理困境。
首先，能源治理全球化趋势正在后退。 页岩革命的成功和消费放缓显着降低了美国和欧洲对能源供应安全的需求和担忧，更多地转向气候谈判和全球减排。 COVID-19疫情加剧了经济民族主义和反全球化思潮。 全球能源治理严重倒退，生产国和消费国有效合作不足。
其次，全球气候治理的阻力不断加大。 乌克兰危机凸显了能源安全的重要性，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全球气候治理问题的边缘化。 在欧盟，公众对碳交易体系改革、碳边境税实施等问题的关注度大幅下降。 欧洲多国煤电“重启”将导致额外燃烧1300万吨煤炭，增加8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当于英国和印度尼西亚年排放量之和。 一些国家被迫转向煤炭等高排放燃料，低碳转型步伐放缓。
三是国际能源安全环境恶化。 俄美欧之间的能源地缘政治博弈加剧了欧盟的能源困境，各种“溢出”效应给国际能源安全环境带来诸多负面影响。 美国和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能源自由贸易的终结，引发地区能源供需失衡。 一是能源市场稳定面临新挑战。 美欧对俄罗斯的能源制裁加剧了国际能源秩序的碎片化，自由流动性降低，长途能源运输大幅增加。 “廉价能源时代”可能一去不复返了。 美国能源专家丹尼尔·耶金指出，欧洲对俄罗斯的石油禁令，加上美国和欧洲对俄罗斯石油价格的限制，标志着全球石油市场的终结，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碎片化的市场。 其次，制裁限制了油气产能的增长。 在一定程度上，美欧等主要消费国对产油国实施的能源经济制裁已经超过了产油国的石油禁运或局部战争，成为影响当今世界安全的重要因素。国际能源供应。
推动国际能源政治与治理“回归理性”
面对全球能源治理的倒退和僵局，国际社会需要加强能源消费国和出口国对话与合作，反对绿色贸易保护主义，抵制能源问题、贸易工具“政治化”和地缘武器化倾向，推动构建多元、公平、有效的全球能源治理体系。
一是深化国际共识，积极推动国际能源“非政治化”。 “能源政治化”从根本上违反市场规律和经济规律，最终将给推动者带来适得其反的后果。 美国以美元为武器对产油国实施制裁，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能源贸易“去美元化”。 对来自中国的光伏设备零配件和材料的进口限制使得美国太阳能新增装机容量大幅减少。 欧洲将商业行为政治化，并经常将其与“民主”和其他问题联系起来。 尤其是德国效仿美国叫停“北溪2号”管道项目，更让沙特等中东产油国心有余悸。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为维护国际市场稳定和全球能源安全，多国积极倡导国际能源对话与合作，反对能源“政治化”和“武器化”。
二是推动治理体系改革，构建国际能源新秩序。 为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稳定，国际社会需要推动更广泛、更深层次的能源开放，加强能源出口国和消费国对话，减少能源贸易和投资壁垒。 坚持多边主义，推动能源治理结构更加有序、包容。 推动G20等成为更具权威性和国际影响力的全球能源治理平台，充分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东亚峰会、APEC等机制在能源治理中的作用。
三是充分发挥新兴经济体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作用。 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能源需求大幅增长，亚太地区能源消费占世界比重持续增加。 然而，与现行全球治理体系无法充分反映国际力量对比变化类似，现有的以发达国家为主的能源治理结构中，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不足。 新形势下，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应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体系改革，借助二十国集团等全球平台发挥更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