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作者
徐勤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内容概要
能源转型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重要动力。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下，新能源革命方兴未艾，在新技术和人类环境意识觉醒和制度化的双重推动下。 在全球能源治理改革创新进程中，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和“碳中和”的积极倡导者，应积极探索全球能源治理改革的中国方案，努力构建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公平合理、合作共赢。 。
【关键词】：能源转型； 新能源革命； 全球能源治理改革； 生态文明思想
能源事关国家发展全局、安全和参与全球治理。 新能源革命与全球能源治理变革相互交织、相互影响。 学术界和政策界需要厘清新能源革命与全球能源治理的关系，把握二者的互动性和协同性，明确中国在全球能源治理转型中的战略定位和实施路径。 本文分为三个步骤：第一部分论述新能源革命的特征； 第二部分从物质与技术、精神与社会两个层面分析新能源革命的根源； 第三部分论述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探索全球能源治理转型的中国方案，努力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能源治理体系。
能源转型与新能源革命
能源转型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重要动力。 全球能源转型不是今天开始的，也不是一天就能完成的。 “从能源史的角度来看，具有严格意义、根本性和重大影响的能源转型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而且往往需要复杂的技术、经济和制度条件，以及较长的历史时期（数十年、甚至更长）。 人类利用能源的方式经历了从柴火等自然能源到煤矿等化石能源的转变，并实现了从煤矿到化石能源阶段的石油、天然气的升级。人类社会正在经历又一次从油气资源向新能源的重大转变。
第一次和第二次能量转换。 火和木柴的使用通常被认为是人类最早的“能源革命”。 当时的祖先偶然从大自然中获得了火，并用它来取暖、做饭、控制动物。 随着人类逐渐掌握了火的产生和使用，相对容易获得的自然资源——木材成为早期人类的主要能源来源。 人类现在正处于自然能源时代，与之相对应的文明类型属于农耕文明。
第一次能源转型的标志是煤矿的使用。 它推动人类从自然能源时代进入化石能源时代，从农耕文明进入工业文明。 1769年，瓦特发明了蒸汽机，标志着蒸汽时代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到来。 煤炭的广泛应用正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前提。 19世纪末，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首次超过薪柴，标志着第二次能源革命的完成。 世界上第一座燃煤发电厂于1875年在法国建成。从此，煤与电的结合使化石能源通过电力变得更加方便、清洁和广泛使用。
1886年，戴姆勒发明内燃机，使效率更高的油气能源成为人类工业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随着石油勘探、冶炼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相关油气地质理论在实践中的进一步完善和应用，油气能源产量快速增长，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也越来越大并且更大。 1965年首次超过50%，随后取代煤炭成为人类最重要的能源，完成了从煤炭到石油、天然气的第二次能源转型。 这一变革引发的石油、天然气的大规模利用，保障和推动了人类文明在物质和能源供应方面进入“电气时代”和“信息时代”。
新能源革命。 当前，人类正处于从化石能源向新能源的第三次重大转变。 在世界能源发展进程中，人类经历的两次重大能源变革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它们都表明能源密度不断上升，能源形态从固态向液态、气态转变，能源质量从高碳向低碳转变，从高污染向清洁化的发展趋势。 广义上的“新能源”通常是指人类科技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可以生产和消费的新能源，例如页岩油气； 狭义上包括可再生能源（风能、太阳能、生物质燃料等）、水能、核能等三大类。 水电、核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氢能等新能源本质上都是清洁、无碳或低碳的。 以新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第三次世界能源转型，具有低碳化、清洁化的鲜明特征，也是未来能源的发展趋势。 这种能源变革将推动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从电气时代、信息时代走向智能时代。 这个过程就是新能源革命的过程。
近年来，新能源在全球能源消费结构中的增速高于整体能源消费增速。 2014年至2019年，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风能、太阳能和生物燃料）消费增速远高于能源消费总量增速。 可再生能源年增长率超过12.5%，天然气增长2.9%。 两者都更快。 按能源消费总量增长1.6%计算。 相比之下，同期石油消费增速慢于能源消费总量增速（增速1.4%），煤炭消费也呈现下降趋势（-0.5%）。 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在能源市场中占据更多份额，而煤炭和石油的市场份额开始逐渐萎缩。
目前，全球能源消费结构分为煤炭、石油、天然气和新能源四部分。 2019年，在全球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石油、天然气和新能源的消费比重分别为27%、33%、24%和16%。 上述四种能源中，煤炭正在从高碳污染向低碳清洁利用转变，油气能源正在从常规油气向低成本非常规油气转变，新能源消费量及占比正在逐年增加。 全球能源行业总体上正在从化石能源向无碳新能源转型。 世界能源消费结构正在向低碳（无碳化）、清洁方向转变。 能源管理革命正逐步从单一能源利用向多能源融合、智能化转型。
新能源革命的源泉
新能源革命具有清洁化、低碳化、化石能源向新能源转化等特点。 其演变和发展趋势的核心驱动力是：在物质技术层面，是技术和市场力量共同推动； 在精神和社会层面，它源于人类环境意识的觉醒和环境保护的制度演变。
材料和技术方面。 一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创新。 基于资源的科技进步和创新是全球能源变革的源泉，深刻影响人类生产模式、生活方式、社会管理模式和政治经济制度，推动人类社会向更高文明水平发展。 人类对幸福美好生活的新需求。
能源科技进步的总方向是节能、提高效率、减少污染。 就节能增效而言，如上所述，从柴到煤、从煤到油气、从油气到各种新能源的三大能源转型，都遵循能源持续改进的原则利用技术和能源利用效率不断提高。 发展演化的基本规律。 与能源效率的不断提高相对应，20世纪70年代后全球平均能源强度开始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 在此过程中，中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中国能源效率提高幅度居世界前列，能源强度下降幅度居世界前列； 年均能源强度下降2%以上，下降86%。
就减少污染而言，由于储能技术的不断完善、风力发电技术、太阳能技术的稳步提升，当前全球能源消费结构也呈现出“电气化”的发展趋势，这也有利于减少传输和使用过程中的能源消耗。 造成的污染。 近50年来，电力占最终能源消费比重上升至20%，新能源发电比重达到37%。 随着可再生能源等新能源发电比重逐步提高，到2050年，全球发电总量将达到49×1012千瓦时，年均增长率将达到2%。
能源管理取得进展，特别是智慧能源发展。 智慧能源是指应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信息技术、电力电子技术等先进技术构建的能源互联网，通过能源互联、智能管理和部署，实现能源的智能利用。 智慧能源技术将能源结构的电气化与能源管理的智能化深度融合，实现不同能源消费者之间的能源平衡。 新能源技术、数字技术、智能化技术的融合，将有力推动能源系统向数字化、智能化建设转型，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模式创新。 以清洁、无碳、智能、高效为核心的“新能源”+“智慧源”是新能源革命的发展重点。
二是新能源的成本优势逐年降低。 新能源除了具有节能、环保、高效的优势外，在成本控制上也必须优于传统能源，才能够在市场机制的影响下占据更大的份额，加速发展壮大。 长期以来，石油等传统能源价格长期维持在中高位，为新能源在全球能源市场异军突起并逐步形成替代效应提供了有利条件。
几十年来，与昂贵的传统能源相比，生物质能、地热能、氢能、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的生产成本大幅降低，达到甚至低于传统能源的发电成本。传统化石能源。 、石油、天然气等传统化石能源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技术进步和实践显然有利于新能源。 2010年以来，太阳能光伏、聚光太阳能电池储能、陆上风电、海上风电等新能源技术成本分别下降82%、47%、71%、38%和29%。 2019年，新投产并网的大型可再生能源发电容量中有56%的成本低于化石燃料发电容量。 新能源发电成本已降至化石能源发电成本范围（0.051-0.179美元/千瓦时），新能源竞争力逐渐显现。
正是得益于成本优势，新能源产业才能继传统石油产业之后逐步发展壮大，最终对传统能源产生替代效应，推动当前全球第三次能源转型。
精神和社会层面。 二战前，工业时代的人类社会虽然面临着许多环境问题并日益认识到其严重性，并已开始采取行政、法律等手段进行管理，但环境保护的概念尚未被明确提出和界定。 。 20世纪50年代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面临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包括1952年造成4000多人死亡的伦敦烟雾事件、1955年造成数百名65岁以上老人死亡的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 环境污染事件。 在这些国家，“反污染”社会运动兴起，环境保护的思想和理念初步确立和确立。 早期的环境保护主要集中在大气、水、固体废物等方面的管理，同时控制噪声对人们生产生活的负面影响，致力于消除危害、保护公民健康。
作为1972年6月联合国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的背景材料和概念基础，英国经济学家芭芭拉·沃德和美国微生物学家雷内·杜博斯撰写的《只有一个地球：对一个小行星的研究》一书中指出认为环境问题不仅是工程技术问题，而且是重大社会经济问题；此外，环境问题不是局部问题，而是全球性问题。因此，“环境保护”作为一个结合了科学、技术的概念术语。社会经济已被国际社会广泛采纳和运用。
在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和组织的大力推动下，国际社会对环境保护的认识不断加深和发展。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人们对环境保护的认识不再停留在污染防治上，而是进一步关注和探索更加科学合理的经济发展模式，致力于更加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保持了经济发展的环境。 在允许的范围内运行。 总体而言，国际社会试图从更本质的层面探索人类对自然资源利用的进一步优化和提高。
随着环境意识知识和科学的进步，环境保护的制度也在不断发展。 在国际层面，面对日益严峻的温室气体气候问题，国际社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应对。 其中，《巴黎协定》的签署是近年来国际社会在能源、环保、国际经济规范等领域取得的最重要成就； 当然，它本身也面临着逆全球化和经济民族主义的严峻挑战。 威胁和考验。 2015年12月12日，巴黎气候变化大会通过《巴黎协定》，并于2016年4月22日在纽约签署。该协定旨在为2020年后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作出制度安排。短期目标是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时期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并力争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
中国是《巴黎协定》签署的重要推动者和践行者，始终致力于与世界各国共同构建互利共赢、公平合理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 2016年4月22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作为习近平主席特使签署《巴黎协定》； 2016年9月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批准中国加入《巴黎协定》。 自此，中国成为完成批准该协定的缔约方之一； 2020年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向世界郑重承诺：“中国将加大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有力的政策措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之前达到峰值，力争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
全球能源治理转型
作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中国致力于同各国一道筑牢生态文明基础，走绿色发展道路，共同保护我们美丽的地球家园，努力促进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
积极推动全球能源治理有序改革。 生态文明是对过去不同文明形式的批判和扬弃。 建设生态文明需要转变人类生存发展的思维方式和理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新时代背景条件和主要矛盾，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 他深刻回答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我国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为新能源革命背景下推动全球能源治理变革奠定了思想基础。 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生态文明建设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保障。 民意所在，民心所向。 是党的执政能力提高的重要体现。 科学把握生态文明建设根本要求，要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总体部署，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生态红线理念，探索环境保护新路子，完善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阐述了与世界各国共同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张，包括树立生态共同体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正确义利观，积极开展南南合作，共同创建绿色生态文明。 “一带一路”等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基本组成部分，为人类解决全球环境问题提供了理论路径和方向指标。 与此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全面系统地提出的“五个追求”也成为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南，即追求人与自然和谐、追求绿色发展。绿色发展繁荣，追求热爱自然，追求科学治理精神，追求科学治理。 携手应对。
全球生态文明是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必由之路，而改革全球能源治理体系是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环节。 这也是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内容。 推动能源转型背景下全球能源治理有序变革，有利于倡导绿色环保的新能源发展模式，构建互利共赢的能源合作关系，有利于建立安全稳定的能源供需为世界各国发展模式，最终实现维护全球能源安全、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总体目标。
如果说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中国推动全球能源转型和全球能源治理改革提供了根本价值和道义基础，那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安全与发展的相关论述则为践行生态文明理念提供了实践依据并推动为中国乃至世界发展绿色清洁能源生产和消费提供实践指导。
2014年6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提出“四革命一合作”新能源安全战略，即推动能源消费革命，遏制不合理能源消耗; 推动能源供给革命，建立多元化供给体系； 推动能源技术革命，带动产业升级； 推动能源体系革命，开辟能源发展快车道； 全面加强国际合作，实现开放条件下的能源安全。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我国现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 面临能源需求压力大、能源供应制约因素多、能源技术总体相对落后等问题和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从国家发展和安全的战略高度，划定了我国能源战略理论创新的新高度。 它是指导新时代我国能源转型发展的行动计划。
探索变革全球能源治理的中国方案。 当前全球能源治理结构和体系的“碎片化”，一方面制约了中国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的深度和广度，另一方面也为中国进一步参与全球能源治理提供了灵活空间。能源治理，“使中国能够多方面参与全球能源治理”。 有选择地发挥在国际能源治理机制中的作用，避免不必要的限制。”鉴于此，中国应积极应对内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新机遇、新挑战，在变化中寻求新机遇，开辟新格局。坚持量变，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不断推动能源转型全球能源治理架构。
一是广泛吸纳、联合新兴经济体和非国家行为体深度参与全球能源治理，扩大其在国际社会的代表性，推动构建真正的全球能源治理协调机构。 传统的全球能源治理结构过于依赖作为石油消费国的发达国家集团（以国际能源署（IEA）为代表）和作为石油生产国的石油输出国集团（石油输出国组织）。 以OPEC为代表的出口国）其发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包括新兴经济体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广泛参与，将有助于推动全球能源治理秩序朝着更加公平有效的方向发展。 在此过程中，要依托金砖国家组织和二十国集团两大重要平台，加强与国际能源署等现有专业全球能源治理机构的深入合作。
在全球能源市场中，金砖国家作为能源供应方和需求方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同时，他们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事实上，双方在能源及其治理领域的利益和诉求并不相互排斥，存在很大的合作空间。 因此，中国应与金砖国家携手，积极构建开放、包容的多边全球能源合作机制，让金砖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能源市场上积极发声，在全球能源问题上发挥更加有效和建设性的作用。能源治理。
作为比金砖机制更具包容性和代表性的全球治理平台，G20在全球能源治理领域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G20集团涵盖了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经济体。 其成员包括世界主要能源生产国和主要消费国。 能源领域多层次治理主体间初步建立一定的协调机制和协调配合。 危机应对能力。 目前，G20主要在全球能源治理中发挥四个方面的作用：提高能源数据的透明度和真实性、提高能源效率和新能源技术的研发、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削减化石能源补贴。
未来，中国推动全球能源治理改革时，还可以利用G20平台，推动新兴经济体更多参与全球能源供需结构，从而更有效平衡全球能源市场，促进各国合作。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能源治理。 达成更广泛的共识。
二是积极培育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兴国际基础设施投融资机构，整合现有国际金融机构和平台，加大国际（绿色）金融机构对新能源产业的融资支持。 能源产业的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巨额投资资金的有效稳定供给； 尤其是在能源贫困、新能源技术创新等领域，金融机制和平台的作用更加重要。 对此，中国应在进一步加强亚投行等新型国际基础设施融资机构建设的同时，积极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等全球或区域贸易投资机制改革，从而使它们更有利于在投资层面推动全球能源技术向新能源产业发展，从而优化和调整全球能源治理结构。
从具体操作层面看，中国不妨利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作为绿色发展和新能源研发的主要国际融资平台，支持伙伴国家围绕绿色金融合作开展双边或多边财政金融对话，鼓励资质良好的地方金融机构。 机构参与共建绿色开发银行等公共金融服务平台。 At the same time, we will explore cooperation and business docking with multilater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Bank of Asia and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to jointly seek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upport for countries that need assistance in fina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energy industries. In addition, through institutional platforms such as the AIIB, partner countries are encouraged to establish industry self-regulatory organizations in the field of new energy and establish green standards, operating rules and credit credit systems f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by increasing the cost of non-compliance, we will further promote and improve regional green finance and new energy Rulemaking for energy development.
Third, use the “Belt and Roa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for green development as a starting point to promote the accelerated implementation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plan.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is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in the regions along the route and even the world. It is also the most important policy starting point for China to promote energy governance reform plans on a regional and global scale. It should be constantly tested, fed back, revised, and implemented. , internalize and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form plans and governance models proposed by China.
At the same time,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Belt and Road” new energy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mechanism and platform, discuss with the “Belt and Road” partner countries on the list of key tasks and needs in the field of energy conservation, emission reduction and low carbon, and design the mechanism and platform for joint cooperation to enable the The mechanism should form certain external binding force on relevant parties of the cooperation as much as possible, such as using methods such as restricting participation qualifications to increase the cost of defaulting countries; setting relevant agendas to facilitate the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among the “Belt and Road” cooperation countries in the fields of new 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ower grid access, etc. , Provide a platform for cross-border negotiation.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take the promotion of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as an opportunity to continuously strengthen strategic mutual trust between China and the “Belt and Road” partner countries and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regional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