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危险废物处理处置创新技术与设备选型会，2021年1月15-17日，济南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是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无废城市建设。 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对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提出了更高要求。
2020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提高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简称新《固体废物法》）已于2020年9月1日起施行。新《固体废物法》明确新形势下国家将实施绿色发展方式，推进清洁生产。 以及发展循环经济的新要求，提出“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应当依法实施清洁生产审核”、“国家鼓励产品生产者进行生态设计，促进资源循环利用”等要求。
在国家全面建设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背景下，建议从全产业链协同治理、全要素系统推进、共治共治等方面推进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各主体共享、环境应急管理，全面实施新固废法》。
一、当前我国固体废物污染防治面临的新形势
固体废物涉及多个行业和领域，涵盖工业固体废物、农林废物、生活垃圾、再生资源、建筑垃圾、危险废物等。中国是世界固体废物产生大国。 固体废物历史存量已超过600亿吨，并且每年以100亿吨左右的速度增加。 特别是随着网购、电子商务的爆发式发展，塑料、纸张、填充物等一次性包装用量急剧增加，给城乡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 固体废物污染已成为人民、社会和政府关注的问题。 热点、焦点。 与国外相比，我国固体废物的综合利用水平仍然不高。 不少城市“垃圾围城”、“白色污染”、固体废物“下乡”、非法转移处置等问题依然突出。 很多地区长期以来都采取“排查”的方式。 “治脚痛、治脚痛”的终端治疗模式迫切需要找准问题、抓住症结、研究提出综合解决方案。
当前，在国家“两禁一分促‘无废’”政策背景下，即禁止洋垃圾入境、禁止一次性塑料制品、推进垃圾分类、建设“无废”城市。垃圾城市”，固废污染防治面临新挑战。 特点：一是从进口固废与国内回收并重转向以国内综合利用为主。 国家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将加速国内资源综合利用转型； 二是从末端污染治理走向全流程现代治理体系。 转型，源头防控、清洁生产、回收利用的全流程治理模式持续强化； 三是由单一产业的简单回收向相关产业联动发展转变，企业、行业和全社会协调发展的趋势日益明显。 第四，从传统处置模式向互联网+回收、绿色包装、智慧环保等新业态、新模式转型。
二、我国固体废物处理处置面临的主要问题
1、重视回收末端处置，重视全行业、全流程治理。
目前，我国固废处置无论是政策、技术还是市场化，集中处理的环节较多，很少有问题是基于全行业的整体考虑。 从政策角度看，国家对废旧电子电器拆解企业提供资金补贴，但资金收支不平衡，政策效果有待评估，实施范围有待扩大； 从现实角度看，以无废城市建设为例，各地都在努力解决“垃圾”问题，“围城”纷纷上马垃圾焚烧厂和垃圾填埋场，但“两网融合”再生资源回收网络、垃圾分类环卫网络建设进展缓慢。 城市建设只关注城市的“面子”，关系到城市“排毒、美丽”的垃圾分类和储存。 土地利用规划不断收缩。 总体来看，对源头减排、清洁生产、循环经济等“口头强调”较多，“实际行动”较少，多数仍侧重于终端污染治理。
2、多关注单一环境因素，少关注水、土壤、气体、固体废物等多因素系统。
从环境因素来看，固废污染防治涉及空气、水、土壤、固体废物等多个要素。 每个要素都是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的。 过去往往过于关注单一因素，导致固废污染防治“治标不治本”。 以长江保护修复为例，污染问题错综复杂、相互交织。 水污染表现在水中，但其根源“既在岸上，又在水中”。 长江流域重化工业密集。 据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有关部门统计，2007年至2017年，长江经济带共新增化工项目1.6万个，其中1/4分布在距城市5公里以内。海岸线。 长江沿岸有62个化工园区，生产和运输250多种危险化学品。 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未得到有效处置。 一些地区冶炼废渣、生活垃圾露天堆放。 防渗处理不到位。 尾矿库安全风险高，严重威胁长江生态环境安全。
3、不同地区行业之间独立作战较多，政府、企业和公众之间的协作较少。
在政府层面，各地区基本上立足于本地区的职能和利益，缺乏协调和联动。 “各企业各司其职”，对其他地区垃圾“敬而远之”，拒绝跨地区转运； 从企业层面来看，大多是基于单一行业进行废弃物处置。 企业面临跨区域运输困难、技术瓶颈难以突破、环保处置成本高、跨区域项目审批难等问题； 在公众层面，由于缺乏“大众化、通俗易懂”的分类知识，人们参与垃圾分类“口号多、行动少”，民众对垃圾处理项目的“邻避”效应明显。 总体来看，行业、地区、政府、企业、社会的协同治理体系尚未建立。
4.注重常态化污染防治，注重应急响应和长效协同管理。
从常态管理来看，各地综合考虑当地人口规模、医疗机构数量、医疗废物日产生量、处理成本等因素，建设了基本满足正常管理的医疗废物集中处理设施。该区域; 然而，从应急管理的角度来看，突如其来的COVID-19疫情暴露了我国医疗废物应急处置能力严重不足，存在医疗废物与危险废物统筹、固定设施与移动设备协调、医疗废物应急处置能力严重不足等问题。邻近地区固体废物区域协调处置不力。 此外，黑龙江“3.28伊春鹿鸣”尾矿泄漏重大环境突发事件也对我国固废应急管理提出更加严峻的挑战。
三、全面贯彻新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的对策建议
1、基于全生命周期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全产业链协同管理固废
一是“十四五”期间，加快制定出台可再生原料和产品推广使用制度、源头革命性技术开发、可再生原料和产品推广使用制度、可再生原料和产品推广使用制度、易于回收产品的生态设计； 二是完善废弃电器电子资金征收补贴方案，解决资金审核和拨付时间过长的问题。 （一般在一年半以上）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三是落实因城施策，解决制约垃圾全面分类处理的设施、场地、人员、物流、低值补贴等问题。 四是出台重点行业强制清洁生产审查政策措施，全面落实新《固废法》提出的“污染责任原则”，实现末端处理管理向全程治理转变。源头防控、清洁生产、资源利用的过程管理。
2、立足水、气、土、固废多重环境要素，全要素体系推进固废污染防治。
在治理思路上，我们突出“处理废物、变废为宝”。 从“三废”协同治理角度，系统推进全要素固废污染防治，解决长期以来企业成本过高、市场化运作困难的“只回收”问题。 实际操作中，相关科研单位与固体废物产生、综合利用、处置单位开展污染综合诊断、工艺优化、多要素协同管理等联合研究，统筹解决废水、废物解决处置过程中的废气、余热、蒸汽、污泥回收问题，实现从规划设计、建设、生产运营到智能监控、智能管理、智能应急响应的全要素智慧环境管理。
三、围绕重点、难点、痛点问题，建立市场化的多主体协同共治体系
一是聚焦重点行业，开展赤泥、尾矿、医疗垃圾等重点品种综合利用基础研究和技术成果转化，突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 其次，强化需求导向，加强对地方政府的指导和帮助，切实解决地方政府和企业畏惧中央环保督查但“有想法无办法”的困境。 最后，突出共治共享，一是加强相关产业之间的资源耦合、原材料互补、生态联动，实现从“单一治理”到“综合利用”的转变； 其次，加强区域协调，摒弃区域“行政管理”的区分。 树立“区域共治”理念，协同解决大城市“无地可用”、周边城市处置设施“不够粮食”的痛点； 三是借鉴长江水生态保护补偿试点经验，突出可操作性、可考核性。 根据分级评估结果，因地制宜建立市场化跨地区垃圾转移处置横向补偿机制； 四是惠民增民，加大公众参与，围绕垃圾焚烧厂建设公共设施，提供优惠电价，打破“邻避”规则。 影响”。
四、立足新型基础设施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机遇，加快医疗废物应急处置设施建设
以国家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为契机，考虑常态化和应急管理需要，超前规划、科学设计、系统布局，建立邻近县（市）医疗废物协同处置机制。 ）以县为单位。 统筹医疗废物处置设施建设，实现资源共享，解决当前医疗废物处置能力分布不均、设备老化等重大现实问题，加快移动医疗废物处置设施建设，弥补医疗废物处置短板。废物收集、转运和应急处理处置。
作者焦旭东，中国环境科学院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研究中心环境科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