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的问题：在全球能源治理中
“资源诅咒”困境
近十年来，以新能源为主线，国际能源格局正在加速发生重大变化。 如何突破全球能源治理“资源诅咒”困境，引领全球清洁能源转型，是世界各国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在努力推动清洁能源发展。
2020年9月2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中国将在2030年之前达到碳排放峰值，2060年实现碳中和。2021年2月22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生态体系的指导意见》。 《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提出，到2025年，初步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生产体系、流通体系、消费体系。 2021年4月，习近平在福建考察时再次指出，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省建设布局，科学制定时间表和路线图，建设人与自然共存的现代化和谐地。 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清洁能源发展，积极推动清洁能源转型，助力突破全球能源治理“资源诅咒”困境。 “资源诅咒”的概念最早由英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奥蒂提出。 他认为，“丰富的自然资源没有成为一些国家经济增长的有利条件，反而成为制约因素”。 因素”
突破全球能源治理的“资源魔咒”
困境的理念：能源全球化
全球能源治理“资源诅咒”困境的出现，与能源功利主义倾向有直接关系。 全球能源治理的目标是“环境友好、结构健全、治理高效”。 但总体来看，全球能源治理现状与这一目标还有很大差距。
从全球能源分布来看，国家或地区之间存在显着差异，传统能源的开采、生产、加工、运输、使用等方面仍由大国主导。 例如，美国等西方国家垄断了全球已探明优质石油储量的81%，并主导着全球前20大石油公司。 从全球能源治理主体来看，目前新兴主体的参与度较低（如印度、中国等），不少国际能源机构参与门槛较高。 他们利用会员制等一系列审批程序来招募新兴的治理参与者。 排除。
例如，国际能源署（IEA）的正式成员仍然是发达的能源消费国。 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的国家动机多种多样，通常基于军事、行政、外交、经济等因素，导致全球能源治理的效果并不理想。 目前，全球仍有20亿人处于能源贫困之中。 一些发展中国家能源形势依然严峻，许多国家仍然无法公平、安全地获取和使用能源。 发达国家作为能源治理的引领者，缺乏全局性、发展性的治理愿景，导致全球能源治理呈现“碎片化、功利主义”的特点。 全球能源治理理念亟待转变为能源全球化主义。
能源问题具有典型的全球性，呈现出不可分割性、渗透性和紧迫性的特点。 丹尼尔·耶尔金认为，在能源问题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拥有共同利益。 国内学者于洪元从能源合作、能源安全、能源主要推动者等维度探讨了能源全球化。 他认为，“从传统上讲，一国对其境内的自然资源享有自然主权，一国资源的利用也应完全在主权范围内。
但各国都认识到，在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问题上相互依存。”能源问题本质上是超越国界的，主权国家不能垄断能源合作与开发的谈判、合同签订、开采、争端解决的整个过程。能源全球化是相对于能源功利主义而言的，是实现全球能源的一个可行理念。总体而言，能源全球化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能源生产从“有限”向“无限”转变。 世界能源发展经历了煤炭替代薪柴、石油替代煤炭两次重大变革。 化石能源推动了工业革命的进程。 但由于化石能源“不可再生、绝对储量有限”的特点，过度依赖化石能源（如石油、煤炭的消费）的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不利于实现目标的“碳中和”。 环境压力也将日益增大。 在此背景下，能源生产将逐步从单一依赖转向能源多元化、低碳化。 特别是随着全球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技术的发展，未来清洁能源可以替代化石能源，将有助于突破各国传统自然资源禀赋的限制，实现能源的“无限供应”。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力资源的“无限供给”问题。 资源失衡问题陷入“资源诅咒”困境。
二是能源消费从“战场”转向“市场”。 从经济学角度看，能源本身就是一种市场商品，这使得能源治理的全球化需要相互依存和分工，以保证市场的优化配置。 例如，在电池生产行业，全球70%的锂矿石来自澳大利亚，但全球大部分产量在中国，但市场却在欧美。 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政策影响力的变化也可以有力地说明这一趋势的发展。 世界各国将通过市场贸易而不是战争或政治干预来实现利润最大化。 市场力量将战胜人为控制能源价格，推动能源利用从低效向高效、从资源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 从理论上讲，“能源全球化”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为工具，避免“战场”等政治干预造成的资源价格扭曲，从而推动陷入“资源诅咒”困境的国家充分利用其先天优势。赶上其他国家的优势。 国家。
第三，能源概念从“发展威胁”转向“战略互动”。 未来，能源品种将呈现“分布式、多元化、分散化”的发展趋势。 比如在丹麦和西班牙，普通老百姓就可以参与风电项目，北欧四个国家的电网也已经实现互联。 全球能源贸易市场的完善正在不断恢复能源作为市场商品的属性。 这也将改变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资源威胁”能源观，加快各国间的合作与战略互动，推动能源生产和使用的民主化进程，打造更加开放多元、参与性和互动性更强的能源格局。能源经济体系。
四是能源发展模式由“纵向垄断”向“扁平对话”转变。 随着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民间组织等治理主体的增多，能源发展模式的主题将从“能源供应”转向“能源开发”。 同时，随着政府和民间组织在全球能源治理伙伴关系中逐步发挥作用，原有的纵向垄断模式将发生变化，逐渐从“纵向垄断”向“扁平对话”机制转变。 21世纪以来，以“能源治理”为目标的国际合作与对话机制将逐步打破20世纪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和国际能源署（IEA）的垄断。
实现能源全球化的有效载体：
全球能源互联网
“能源全球化”理念能否实现，关系到能否突破“资源诅咒”困境。杰里米·里夫金认为，能源互联网未来发展蓝图应以“可再生能源”为主要单元，利用互联网技术实现能量流动
信息流实时流动，实现多种能源供应、传输网络、能源技术、信息技术高度耦合的新型能源利用体系。 全球能源互联网是以特高压电网为骨干电网（通道）、清洁能源为主导、全球互联的坚强智能电网。 具体来说，全球能源互联网将由跨国、跨洲骨干电网和覆盖各国各电压等级电网（输电电网、配电网）的国家泛在智能电网组成，连接“一杆一路”和大能源各个大陆都有基地。 它适应各种分布式电源的接入需求，可以向各种用户输送风能、太阳能、海洋能等可再生能源。 是一个服务范围广、配置能力强、安全可靠、绿色低碳的全球能源配置平台。 从技术角度看，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具有现实可行性。
从价值维度分析，全球能源互联网旨在解决全球能源初始生产后的分配问题，是全球资源领域分配正义的体现。 21世纪以来，以新能源发展为主线的国际能源转型已成为重要的发展趋势，正在引发各国新的竞争，重置全球能源秩序。 结合全球能源治理转型的背景，笔者认为全球能源互联网具有以下特点：
全球能源互联网抛弃了传统的能源控制理念，将思维从传统的控制、主导转向共享，强调以共享、民主的方式开发资源。 它是一种“自下而上、从中心化到去中心化、多维度”的方式。 “主体民主参与”的发展思路旨在实现各参与方的能源分配正义，是实现能源全球化的现实载体和有效途径。
具体来说，全球能源互联网充分体现了互联网的特征和理念。 传统能源交易过程中，各主体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导致不同程度的效率差距。 互联网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通过平台逐步打破这种效率差距，缩短或重构“传递价值”的商业逻辑。 一方面，多个主体可以平等参与。 与互联网类似，个人、家庭、企业、政府、国家等全球能源互联网用户都可以平等地通过设备接入网络，进入市场。
用户角色定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此时，用户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 另一方面，能量可以自由流动。 在全球能源网络互联场景下，距离和资源限制将不再成为问题，清洁能源可以在全球自由流动，能源资源市场将实现优化配置，从而促进多元化综合服务平台和上下游的形成。下游相关产业。 发展。 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将有助于解决以下问题。
第一，缓解化石能源供需，应对气候变化。 全球能源互联网有利于促进可再生资源发展，大幅减少化石能源消耗，缓解化石能源供需关系，减少污染物排放，保护生态环境。 在国际能源署可持续发展情景中，全球能源消费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在2020年左右达到峰值，然后大幅下降，这是实现《巴黎协定》将全球变暖控制在2℃以下的目标所需要的。 发展轨迹是一致的。
二是实现资源“有效供给”，重塑全球能源供应格局。 全球能源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可以通过发展潜力巨大、分布广泛的可再生清洁能源，降低能源供应成本，保障能源长期稳定供应。 同时，依托全球能源互联网实现清洁能源规模化开发和出口效益，可有效降低供电成本。 预计，如果风电、太阳能年均增长12.4%，到2050年非化石能源将占全球能源消费总量的80%。
三是推动多方共识化解能源纠纷。 化石能源的稀缺使得能源地缘政治关系呈现出现实性和对抗性，表现为各国围绕能源生产、运输和市场的控制权进行竞争，通过制定和执行能源战略来实现各自的政治目标。 例如中东、中亚里海、亚太地区能源地缘政治竞争激烈，都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 随着清洁能源的大量生产，发达国家将逐步摆脱能源带来的经济危机，发展中国家将加速经济发展。 以电力为核心的能源互联网建设将改变能源地缘政治关系，改变大国能源垄断，推动能源治理民主化。
四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促进全球共同发展。 目前，非洲、亚洲、南美洲等地区还有大量未开发的清洁能源。 建设全球能源互联网，有利于将这些地区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提高当地居民就业率。 此外，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也有利于推动能源相关产业技术升级。 例如，全球能源互联网建设将有助于推动清洁能源发电、特高压输电、智能配电网等技术的突破和广泛应用。 （文/蔡从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