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较早开展污染场地修复的国家，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治理经验。早在1980年，美国就着手建立相应的法律和制度，旨在解决这一环境恶疾，利用法律手段确保受污染土地得到有效治理。1980年通过的《超级基金法》对当时美国的污染土地修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今天仍具有深刻的影响力。
在日前举行的《世界环境》可持续发展与低碳理事会第十二次政策对话会期间，环境保护部宣教中心特邀来自美国环保局第九区的3位专家Jessica Kao(高景仪)、 Rid Hiett和 Rusty Harris-Bishop，围绕《超级基金法》，分享美国在土壤修复方面的经验。
美国是较早开展污染场地修复的国家，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治理经验。早在1980年，美国就着手建立相应的法律和制度，旨在解决这一环境恶疾，利用法律手段确保受污染土地得到有效治理。1980年通过的《超级基金法》对当时美国的污染土地修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今天仍具有深刻的影响力。
在日前举行的《世界环境》可持续发展与低碳理事会第十二次政策对话会期间，环境保护部宣教中心特邀来自美国环保局第九区的3位专家Jessica Kao(高景仪)、 Rid Hiett和 Rusty Harris-Bishop，围绕《超级基金法》，分享美国在土壤修复方面的经验。
优先权放在保护人类健康上
关于土地污染修复中如何确定优先清单的问题，美国环境局在1980年做了一系列思考，最终得出结论，优先权应该放在保护人类健康和赖以生存的环境上，这是基本前提。
美国环保局第九区超级基金项目专家Rusty Harris-Bishop说：“优先清单，就像一座金字塔，环境污染最糟糕最严重的场地就好比金字塔的顶端，需要参考各种科学指标，并做出研究调查，这些场地都由美国环保局处理。”
Rusty Harris-Bishop补充说明，鉴于《超级基金法》的基本原则是保护人类健康，这样看来，就需要考虑哪些土地污染物具有健康暴露性。通过健康暴露问题的严重程度来确定优先级别。然后美国环保局确定污染情况，追溯潜在的相关责任主体。经过调查、取证等，环保局确定责任，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和对策，确保健康不受污染物的影响。
责任追踪确保清理赔偿
据几位专家介绍，《超级基金法》追责的范围较广，这是当初美国在权责政策上做出的选择。
一方面，假如追踪到潜在的责任方，不论当时是否触及相关规定，无论有意或无意、直接或间接造成土地污染，一旦确定在历史过程中造成污染，法律就可以追究责任，要求责任方负责清理和赔偿。这是《超级基金法》非常严苛的一面。
另一方面，《超级基金法》不论责任方的责任轻重，涉及的各方需要共同承担治理责任。这一点非常值得一提。
此外，《超级基金法》有权利追溯历史，这在美国法律中是极罕见的做法。《超级基金法》通过回溯历史，调查取证，最后找出污染的责任方。
这样的做法，会涉及更多责任方，各方如履薄冰，很多公司便开始设想，鉴于《超级基金法》已经是一把利刃，如果不希望被其追责，就需要在未来减少制造有害废物的可能性。
“虽然《超级基金法》是关于土壤清除修复的法规，但是其对后人的行为有很大的影响，因为这种方式会让责任主体难辞其责，并参与到土地治理和修复中来，同时，追责的观念普及后，也增加了各投资方、厂商和公司等对土地利用的谨慎和重视程度。”高景仪表示。
此外，关于土地治理所需的大量资金，在美国主要采用抽税的形式。以这种方式，让一些石油化工企业承担对土地的责任。但出于商业利益和自身利益的考量，很多情况下这些公司并不情愿出资治理，甚至与各级政府、环保局等机构进行博弈，阻滞了进程，也出现了所需资金短期无法填补的漏洞。
大众参与贯穿治理始终
据介绍，大众参与的理念贯穿美国所有的环境保体系，在《超级基金法》里也有重要规定，社区的参与必不可少，因此在决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如何调查和处理等，每个步骤都要让社区了解并参与进来，社区可能会提供符合本土特点的构想。
“在贯彻实施环保观念过程中，因为各个地区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和经济状况不同，而社区和居民对当地的生态人文更加了解，所以非常需要划分不同的区域，这样能够在当地居民、社区与当地政府间架起桥梁，汇总各方不同意见。所以，划分区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构想。”高景仪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