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步，无论是从环保部门还是从污染物的角度来看，减排的难度都会越来越大。” 近日，在2020中国蓝天观测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何克斌对“十四五”期间国家大气治理形势进行了分析。
论坛上，清洁空气亚洲发布了《大气中国2020：中国空气污染防治进程》（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显示，2019年，我国城市空气质量总体延续了近六年的改善势头，但程度明显下降； 全国一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仍不能完全达到标准要求，臭氧污染问题日益突出。
进入“十四五”，我国如何确立蓝天新目标、踏上大气治理新征程？ 围绕《报告》的相关内容和“十四五”期间大气污染防治的目标和路径，与会专家进行了深入交流和讨论。
PM2.5、臭氧成最大痛点
据介绍，亚洲清洁空气中心根据政府部门公开发布的数据，连续六年对中国337个城市的空气质量表现进行跟踪评估。
《报告》显示，2019年全国337个城市平均达标天数比例从79.3%提高到82%； 达标城市数量为157个，同比增加36个，但改善率明显降低。
部分城市出现反弹。 例如，辽宁省14个城市PM2.5年均浓度均有所上升。 类似情况也出现在山东省、陕西省大部分城市。
此外，2019年全国337个城市六大污染物中，仅PM10和二氧化硫略有下降。 PM2.5、二氧化氮、一氧化碳浓度水平均与2018年持平，臭氧持续恶化。
何克斌指出，主要污染物中，臭氧污染尤为引人注目。 “‘十四五’期间，要注重臭氧与PM2.5的协同治理，进一步采取减排措施，不断降低PM2.5浓度，同时遏制臭氧污染上升趋势。”
《报告》显示，自2013年臭氧数据发布以来，全国臭氧污染浓度水平一直呈上升趋势。 2019年，全国337个城市平均臭氧浓度同比上升6.5%。 其中，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等重点地区增幅更为显着，年均浓度超标。
“治理难度加大，必须更加注重科学决策，持续推进能源、工业、交通结构调整，提高精细化管理、差异化管理水平。” 亚洲清洁空气中心中国区主任付璐认为，大气污染治理已进入深水领域。
“这对管理者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大气治理需要提高深度、精细化、差异化的能力。”
付璐建议，PM2.5与臭氧协同治理需要依靠科技支撑，优化减排路径，加强治理措施组合，确保前体物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VOCs）中长期内，全国范围内消除污染物。 系统内“双控双降”。
需要逐步加强精细化管理
近年来，大气污染防治精细化管理在我国受到重视并逐步推广。 2019年，我国大气颗粒物成分综合监测城市扩大到93个，不仅站点数量增加，功能上也有突破。
例如，监测时需要区分臭氧达标区域和不达标区域，要求对非甲烷总烃、VOCs成分指标进行差异化监测。
何克斌表示，这些举措将为区域和城市大气污染防治提供更加坚实的科技基础，也将提供更加全面的分析。
新兴的监管技术正在为移动源监管注入强劲动力。 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副主任付清艳表示，2019年我国大部分城市新建了废气遥感监测系统、黑烟捕捉系统。上海、江苏等地已利用这些新技术进行排查和治理。严厉打击航行船舶违法行为。
重型柴油车排放监测“OBD远程监测”的安装率也在不断增加。
付路介绍，一些重点区域城市要求一半以上重型柴油车安装OBD远程监控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 非道路移动机械远程监控装置的安装也在进行中。
此外，钢铁行业启动超低排放改造，对VOCs无组织排放管理提出明确要求。 “这些举措体现了政府部门对精细化管理的高度重视。” 福禄说道。
适时启动排放标准修订工作
《报告》对全国168个重点城市空气质量管理的“力度”和“成效”进行评估，形成“2020年全国重点城市空气质量管理名录”。 银川在今年的综合榜单中夺冠，拉萨、泸州、北京等13个城市表现出色。
“贫困”城市中，山西省、河南省、安徽省各占三席，临汾继去年之后再次垫底。
付璐建议，根据这些城市的不同情况，“十四五”期间可以制定差异化的目标和策略。 对于“尖子生”，要及时提出“进阶”目标，既能促进其不断进步，又能防止反弹。
对未达标的城市，可督促其限期达标计划向社会公开，明确达标时间点和路线图。
开展减排标准和达标标准修订已成为专家们关注的热点之一。
“当前，我国大气治理的背景和形势发生了变化，我国大气环境治理已进入从遏制污染物排放向空气质量转型的新阶段，污染物的种类、来源、构成都发生了变化。”
北京大学环境工程学院教授张世秋表示，现在我国的环境容量、空气质量、人体健康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减排标准势必随之改变和发展。
何克斌考虑的是减排标准的修改对不同城市积极性的影响。 “有的城市好不容易追上了车，你却又把车开走了。” 减排标准变化过快、设定过高，给一些城市减排工作的实施带来挑战。
亚洲清洁空气中心中国项目主任万伟表示，在每一次“提标准”的决定中，标准限值的选择不仅是一个科学问题，还需要权衡多种环境、社会和经济因素。
“减排标准的可行性和可及性会受到现有管理能力、现有空气质量水平、相关科研基础、减排技术等多种条件的限制。”万伟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