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新能源革命的源泉
材料和技术方面
一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创新。 科技进步和资源创新是全球能源变革的驱动力。 它们深刻影响着人类的生产模式、生活方式、社会管理模式和政治经济制度。 它们推动人类社会向更高文明水平发展，满足人类社会的需求。 人类对幸福美好生活的新需求。
能源科技进步的总方向是节能、提高效率、减少污染。
在节能增效方面，能源转型遵循能源利用技术不断改进、能源利用效率不断提高的基本发展演变规律。 与能源效率的不断提高相对应，20世纪70年代后全球平均能源强度开始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
在减少污染方面，由于储能技术的不断进步、风力发电技术和太阳能技术的稳步提升，当前全球能源消费结构也呈现出“电气化”的趋势，这也有助于减少污染。能源传输和使用的成本。 造成的污染。
能源管理取得进展，特别是智慧能源发展。
智慧能源是指应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信息技术、电力电子技术等先进技术构建的能源互联网，通过能源互联、智能管理、智能调配，实现能源的智能利用。 智慧能源技术将能源结构的电气化与能源管理的智能化深度融合，实现不同能源消费者之间的能源平衡。
新能源技术、数字技术、智能化技术的融合，将有力推动能源系统数字化、智能化建设转型，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模式创新。 以清洁、无碳、智能、高效为核心的“新能源”+“智慧源”是新能源革命的发展重点。
二是新能源的成本优势逐年降低。 新能源除了具有节能、环保、高效等优势外，还必须在成本控制上优于传统能源，这样才能在市场机制的影响下占据更大的份额并加速发展壮大。 长期以来，石油等传统能源价格长期维持在中高位，为新能源在全球能源市场异军突起并逐步形成替代效应提供了有利条件。
几十年来，与昂贵的传统能源相比，生物质能、地热能、氢能、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的生产成本大幅降低，已达到甚至低于电力成本传统化石能源发电。 这就是它们与煤炭不同的原因。 、石油、天然气等传统化石能源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技术进步和实践显然有利于新能源。
2010年以来，太阳能光伏、聚光太阳能电池储能、陆上风电、海上风电等新能源技术成本分别下降82%、47%、71%、38%和29%。 2019年，新增并网大型可再生能源发电容量中有56%的成本低于化石燃料发电。 新能源发电成本全面降至化石能源发电成本范围（0.051～0.179美元/kWh），新能源竞争力逐渐显现。
精神和社会方面
二战前，工业时代的人类社会虽然面临着许多环境问题并日益认识到其严重性，并已开始采取行政、法律等手段进行管理，但环境保护的概念尚未被明确提出和界定。 。 20世纪50年代以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 在这些国家，“反污染”社会运动兴起，环境保护的思想和理念初步确立和确立。 早期的环境保护主要集中在大气、水、固体废物等方面的管理，同时控制噪声对人们生产生活的负面影响，致力于消除危害、保护公民健康。
作为1972年6月联合国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的背景材料和概念基础，英国经济学家芭芭拉·沃德和美国微生物学家雷内·杜博斯撰写的《只有一个地球：对一个小行星的研究》一书中指出认为环境问题不仅是工程技术问题，而且是重大社会经济问题；此外，环境问题不是局部问题，而是全球性问题。因此，“环境保护”作为一个结合了科学、技术的概念术语。社会经济已被国际社会广泛采纳和运用。
在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和组织的大力推动下，国际社会对环境保护的认识不断加深和发展。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人们对环境保护的认识不再停留在污染防治上，而是进一步关注和探索更加科学合理的经济发展模式，致力于更加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保持了经济发展的环境。 在允许的范围内操作。 总体而言，国际社会试图从更本质的层面探索人类对自然资源利用的进一步优化和提高。
与环境意识智能化、学术化同时出现的，是环境保护的制度化发展。 在国际层面，面对日益严峻的温室气体排放和气候问题，国际社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应对。 其中，《巴黎协定》的签署是近年来国际社会在能源、环保、国际经济规范等领域取得的最重要成就； 当然，它本身也面临着逆全球化和经济民族主义的严峻威胁和考验。
02
全球能源治理转型
积极推动全球能源治理有序变革
生态文明是对过去不同文明形式的批判和扬弃。 建设生态文明需要转变人类生存发展的思维方式和理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新时代背景条件和主要矛盾，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 他深刻回答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我国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为新能源革命背景下推动全球能源治理变革奠定了思想基础。
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生态文明建设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保障。 民意所在，民心所向。 是党的执政能力提高的重要体现。 科学把握生态文明建设根本要求，要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总体部署，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生态红线理念，探索环境保护新路子，完善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阐述了与世界各国共同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张，包括树立生态共同体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正确义利观，积极开展南南合作，共同创建绿色生态文明。 “一带一路”等。 这些理念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基本组成部分，为人类解决全球环境问题提供了理论路径和方向指标。
与此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全面系统地提出的“五个追求”也成为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南，即追求人与自然和谐、追求绿色发展。绿色发展繁荣，追求热爱自然，追求科学治理精神，追求科学治理。 共同努力做出回应。
全球生态文明是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必由之路，而改革全球能源治理体系是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环节。 这也是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内容。 推动能源转型背景下全球能源治理有序变革，有利于倡导绿色环保的新能源发展模式，构建互利共赢的能源合作关系，有利于建立安全稳定的能源供需为世界各国发展模式，最终实现维护全球能源安全、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总体目标。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否为中国推动全球能源转型和全球能源治理改革提供了根本价值和道义基础？ 时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安全和发展的有关论述，为落实生态文明理念、推动中国和世界绿色清洁能源生产和消费发展提供了实践依据。
2014年6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提出“四革命一合作”新能源安全战略，即推动能源消费革命，遏制不合理能源消耗; 推动能源供给革命，建立多元化供给体系； 推动能源技术革命，带动产业升级； 推动能源体系革命，开辟能源发展快车道； 全面加强国际合作，实现开放条件下的能源安全。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我国现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 面临能源需求压力大、能源供应制约因素多、能源技术总体相对落后等问题和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从国家发展和安全的战略高度，划定了我国能源战略理论创新的新高度。 它是指导新时代我国能源转型发展的行动计划。
探索变革全球能源治理的中国方案
当前全球能源治理结构和体系的“碎片化”，一方面制约了中国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的深度和广度，另一方面也为中国进一步参与全球能源治理提供了灵活空间。能源治理，“使中国能够多方面参与全球能源治理”。 有选择地发挥其在国际能源治理机制中的作用，避免不必要的限制。”
有鉴于此，中国应积极应对内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新机遇、新挑战，在变化中寻找新机遇，在变化中开创新局面，探索和促进有利于全球公共福祉的增长并且能够为国家利益服务。 我们要进行量变，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不断推动全球能源治理架构转型。
一是广泛吸纳、联合新兴经济体和非国家行为体深度参与全球能源治理，扩大其在国际社会的代表性，推动构建真正的全球能源治理协调机构。 传统的全球能源治理结构过于依赖发达国家作为石油消费国和石油输出国作为石油生产国，其发展存在一定局限性。 包括新兴经济体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广泛参与，将有助于推动全球能源治理秩序朝着更加公平有效的方向发展。 在此过程中，要依托金砖国家组织和二十国集团两大重要平台，加强与国际能源署等现有专业全球能源治理机构的深入合作。
在全球能源市场中，金砖国家作为能源供应方和需求方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同时，他们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事实上，双方在能源及其治理领域的利益和诉求并不相互排斥，存在很大的合作空间。 因此，中国应与金砖国家携手，积极构建开放、包容的多边全球能源合作机制，让金砖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能源市场上积极发声，在全球能源问题上发挥更加有效和建设性的作用。能源治理。
作为比金砖机制更具包容性和代表性的全球治理平台，G20在全球能源治理领域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G20集团涵盖了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经济体。 其成员包括世界主要能源生产国和主要消费国。 能源领域多层次治理主体间初步建立一定的协调机制和协调配合。 危机应对能力。
目前，G20主要在全球能源治理中发挥四个方面的作用：提高能源数据的透明度和真实性、提高能源效率和新能源技术的研发、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削减化石能源补贴。
未来，中国推动全球能源治理改革时，还可以利用G20平台，推动新兴经济体更多参与全球能源供需结构，从而更有效平衡全球能源市场，促进各国合作。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能源治理。 达成更广泛的共识。
二是积极培育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兴国际基础设施投融资机构，整合现有国际金融机构和平台，加大国际（绿色）金融机构对新能源产业的融资支持。 能源产业的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巨额投资资金的有效稳定供给； 尤其是在能源贫困、新能源技术创新等领域，金融机制和平台的作用更加重要。
对此，中国应在进一步加强亚投行等新型国际基础设施融资机构建设的同时，积极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等全球或区域贸易投资机制改革，从而使它们更有利于在投资层面推动全球能源技术向新能源产业发展，从而优化和调整全球能源治理结构。
从具体操作层面看，中国不妨利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作为绿色发展和新能源研发的主要国际融资平台，支持伙伴国家围绕绿色金融合作开展双边或多边财政金融对话，鼓励资质良好的地方金融机构。 机构参与共建绿色开发银行等公共金融服务平台。
同时，我们将探索与亚洲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的合作和业务对接，共同为需要援助的国家新能源产业发展融资寻求国际金融支持。 此外，通过亚投行等制度平台，鼓励伙伴国家建立新能源领域行业自律组织，建立金融机构绿色标准、运行规则和信用征信体系； 通过提高违规成本，进一步推动和完善区域绿色金融和新能源能源发展规则。
三是以“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合作为抓手，推动“中国版”全球能源治理方案加快实施。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不仅关系到沿线地区乃至世界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大局。 这也是中国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推进能源治理改革方案最重要的政策起点。 应不断测试、反馈、修订和实施。 ，内化并推动落实中国提出的改革方案和治理模式。
同时，建立健全“一带一路”新能源发展合作机制和平台，与“一带一路”伙伴国家探讨节能减排领域重点任务和需求清单。设计共同合作的机制和平台，使该机制应尽量对合作相关方形成一定的外部约束力，如采用限制参与资格等方式增加违约国家的成本; 设置相关议程，促进“一带一路”合作国家在新能源研发、电网接入等领域的信息交流，提供跨境谈判平台。 同时，要以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为契机，不断增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战略互信，全面提升区域治理能力。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专项“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研究”和国家社科面上项目“新时代中国能源外交战略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项目编号分别为：18VDL009和18BGJ0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