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日本的碳减排政策不断制定和完善。 内容上，重点关注新能源开发利用、创新减排技术、绿色产业发展等。 形式上，利用税收、财政补贴等手段引导地方政府积极参与碳减排工作。 调动社会整体力量发展低碳经济，取得了一定的碳减排效果。 对我国的启示是，利用政策引导绿色产业发展，获得技术优势，同时推动城市、企业和个人层面的碳减排。
一、日本碳减排政策的发展历程及政策评价
日本碳减排政策的演变与其资源禀赋和发展道路密切相关。 有限的自然资源和逐步转变的发展模式，使得日本的减碳政策确立了向绿色低碳社会转型的目标。 日本作为岛国，自然环境制约较大，加上其地理位置远离中东等化石能源储量丰富的地区，使得日本资源制约较大。 因此，日本比内陆国家对气候变化问题更加敏感，也更有动力。 发展绿色科技和绿色产业。 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获得国际领先技术优势、促进日本经济发展、提高日本国际地位、获取政治利益，是日本碳减排政策转变的原因。 日本碳减排政策的制定过程与欧盟类似。 以污染治理为抓手，以能源结构调整为主线，以税收、补贴、绿色金融等为推动手段，发展绿色产业，逐步迈向碳中和。
萌芽期（1979年以前）：为应对环境污染和能源危机，碳减排政策以环境治理和能源开发为重点，利用财政手段引导碳减排。
日本早期主要针对环境污染和能源危机制定相应政策，利用财政政策引导企业节能减排，通过法规限制企业行为来解决环境污染和能源危机问题。 二战后，日本为了快速发展经济，采取了重点发展重工业的政策。 然而，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日本的环境污染也越来越严重，给日本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为了解决环境污染造成的严重后果，日本开始关注环境保护问题，推出了多项加强环境治理的政策。 与此同时，1973年爆发的石油危机对日本经济造成了损害。 因此，日本此时的环境政策开始向新能源的发展倾斜，希望通过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调整摆脱对进口能源的依赖。
此后，日本颁布了一系列节能减排、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以促进新能源的开发利用，提高能源效率，调整产业结构，保障日本国内能源供应安全（表格1）。 在这些严格的法律法规的影响下，日本建立了环境评估制度，引导环保产业发展，教育企业和居民形成环保观念，以解决环境污染和能源依赖问题。
在企业层面，具体措施包括补贴和支持工厂绿色生产、向环保工厂和企业提供优惠贷款、支持可再生能源研究、制定各类产品能效标准、在企业内部任命能源管理人员等。定期报告能源消耗情况[1]； 造成污染的企业也受到处罚，并责令对受污染影响的人进行赔偿。 在居民层面，环境污染问题爆发后，日本开始重视环境教育，向公众普及环境知识，宣传环保理念。
尽管日本这一时期的碳减排政策侧重于环境治理和能源发展，但这一时期的环境和能源政策发挥了协同效应，导致日本二氧化碳排放增长率逐渐下降（图1）。
图1 1947年至1979年日本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率。注：数据来自数据中的我们的世界
建设完善期（1980-2017年）：注重新能源开发和技术创新，通过法律法规、行政命令、税收、财政补贴等手段建设低碳社会
随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签署，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气候变化问题。 此外，日本国内污染问题得到有效控制。 日本减碳政策的重点已转向应对气候变化。 此次的减碳政策内容主要集中在新能源开发利用、创新减排技术、发展绿色产业等方面。
20世纪80年代后，为了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日本统筹能源、环境和经济，提出了以能源安全、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为核心的政策[2]。 随后，《全球绿化对策推进纲要》和《新国家能源战略报告》推动日本调整能源结构，控制化石能源消费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 随着碳减排政策的完善，日本开始要求建设低碳社会，实现碳减排目标。
2010年《气候变暖对策基本法》规定，2020年日本碳排放量比1990年减少25%，2050年比1990年减少80%。还指出日本必须重点发展核电、可再生能源能源、交通、技术开发、国际合作等方面采取措施促进碳减排。 此后，日本陆续推出《低碳城市法》、《战略能源计划》、《全球变暖对策计划》等多项政策法规，聚焦新能源创新，推动各部门低碳发展。
日本在现阶段的政策实施中，依靠行政命令、税收、财政补贴、碳交易等手段，让各级政府、企业和个人参与低碳社会的发展，促进日本的碳减排。减排工作。
各级政府，《低碳城市法》等法规要求日本地方政府从能源角度出发，推动交通、建筑、工业等领域节能减排，逐步培育当地绿色产业。 还要求调整城市结构，增加城市碳排放。 从多方面推动城市低碳发展。
在企业层面，日本主要采取碳排放配额、环境税（包括全球变暖对策税）、财政补贴等手段，推动企业自愿采取碳减排措施，逐步转变企业发展理念，从而实现低碳排放。碳企业不断发展。 例如，2012年，全球变暖对策税启动，税率逐步提高，促使企业逐渐关注碳减排。 2017年，日本向中小企业补贴10亿日元，帮助它们进行能源管理。 此外，日本还建立了阶段性碳排放交易体系，如资源排放交易计划（JVETS）、核证减排计划（JVER）、日本实验性综合排放交易体系（JEIETS）、东京排放交易体系等。其他地方政府自愿组织的碳排放权交易，利用市场机制推动企业自愿参与减排活动。
在个人层面，日本政府颁布了《环境教育法》，从法律层面宣传公众的环保理念。 同时，划定居民减排责任，利用财政补贴引导居民形成低碳生活方式，如居民购买清洁能源汽车享受免税和补贴[3]，促进居民绿色出行。
现阶段日本与美国、欧盟类似。 利用政策引导行业企业发展，同时发挥市场化机制作用，调动企业积极性，从企业层面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和应用，保持核心技术优势，不断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应用。绿色科技。 工业发展。
根据欧盟委员会发布的《欧盟工业研发投资记分牌》，2010年至2016年间，上市公司的绿色发明数量占全球总量的82%（图2），其中日本（97%）和美国（89%）、欧盟（87%）等发达经济体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充分发挥企业自主权，用企业引领绿色技术创新。 但在我国仅占总数的65%，说明我国龙头企业的自主能动性尚未充分释放，企业领导层在绿色技术创新与应用、核心技术开发等方面表现不佳。
图2 2010-2016年全球代表性国家企业绿色专利占比
日本早期大力发展重工业，导致环境污染严重，对化石能源极度依赖。 1980年，化石能源比重保持在90%以上（图3）。 后来，随着能源政策的调整，核能开始迅速发展，化石能源比重逐渐下降，到1996年降至82%。
1990年至1996年，虽然日本能源结构得到优化，但日本碳排放仍呈现与GDP相同的增长趋势，两者并未实现脱钩（图4）。 原因是这一时期日本经济保持增长，各部门碳排放量不断增加（图5），导致日本碳排放量呈现上升趋势。
1997年至2012年间，日本碳排放进入平台期。 在此期间，2008年和2009年碳排放量大幅下降。这是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导致日本经济低迷和大量失业，导致能源消耗和产品产量下降。 减少，从而减少碳排放。
2011年福岛核事故导致日本核能使用量大幅减少，化石能源比例上升，导致2011年至2013年碳排放量快速增加。从核泄漏中恢复后，日本碳排放量达到峰值并于2013年至2017年间开始下降，经济增长与碳排放逐渐脱钩。 这是由于福岛核泄漏事件后，日本能源结构开始新一轮优化。 以绿色能源、绿色技术发展绿色产业，逐步减少碳排放。
日本2017年碳排放量为12亿吨，比1990年的11亿吨增加了1亿吨，很难实现《气候变暖基本法》规定的到2020年比1990年减少25%的碳排放量对策。 ％的目标，因此日本未来需要为实现碳中和做出巨大努力。
图3 日本1980-2019年能源结构。注：数据来自数据中的Our world
图4 1990年至2018年日本碳排放量与GDP变化趋势。注：数据来自气候观察和世界银行
图5 1990年至2018年日本各行业碳排放量。注：数据来自气候观察
全面发展期（2018年至今）：推动绿色产业发展，为实现碳中和铺平道路
《巴黎协定》生效后，国际社会推动碳中和建设。 日本的减碳政策促进基于能源转型的绿色产业发展，从而实现碳中和的目标。 自2018年启动第五阶段能源基本计划以来，日本持续在新能源开发利用方面投入研发资金。 随后，《环境技术创新战略》进一步完善绿色技术开发应用，提出了39项关键绿色技术，包括可再生能源、氢能、核能、碳捕获、利用与封存、储能、智能电网等。绿色技术。 科技方面，计划投资30万亿日元推动绿色科技快速发展。 2020年12月，日本颁布《2050年碳中和绿色增长战略》[4]，提出了促进日本碳中和的产业布局图，并要求通过财政支持、税收、金融支持等引导企业创新，促进日本碳中和。发展绿色产业（图6）。
图6 日本碳中和产业分布图
二、日本碳减排政策对中国的启示
日本的碳减排政策逐步完善。 日本基于资源禀赋和技术优势，制定了以能源转型为核心、发展绿色产业的减碳发展路线。 在政策执行方面，形成了利用政策引导城市自主规划碳减排，利用碳税制度、财政补贴等手段推动企业自愿采取减排措施，积极引导公众参与碳减排的模式。参与环保运动，多维度共同推动碳减排。 。 日本取得了一定的减排效果，从其碳减排过程中可以总结出以下经验。
首先，日本的减碳政策重点是创新新能源、调整能源结构。 利用政策引导和市场化机制，推动企业技术创新，不断发展绿色产业，全面推进碳减排工作。 在《2050年碳中和绿色增长战略》指导下，日本重点推动14个领域绿色产业发展。 为此，日本利用税收、补贴等手段，调动市场机制，引导企业保持绿色技术创新。 2010年至2016年，日本企业绿色技术发明数量占日本总量的97%，充分发挥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作用，利用企业创新获取核心技术，推动绿色产业发展，以保持日本在各个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虽然我国在光伏等绿色产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优势，但还存在重大不足，特别是企业的主动性和引领作用。 2010年至2016年，我国企业绿色技术发明数量仅占总量的65%，使得我国绿色技术创新速度缓慢。 目前，我国在海上风电方面与欧洲最先进国家相比还存在相当大的技术差距。 而且，我国一些优势产业还存在关键技术缺乏、原创技术短板、知识产权获取风险等短板[5]。 要不断加强新能源技术创新投入，实现技术突破。
我国政策执行中，税收、补贴等手段的引导作用存在不足。 比如，2018年，我国新能源电力实际补贴与理论补贴差距达937亿元，部分新能源行业电价补贴有补贴。 缺口与过度补贴现象并存[6]。 过度补贴的存在，导致部分企业过度依赖补贴政策，影响了市场价格机制对企业的引导作用。
因此，我国需要不断完善政策体系，合理调整税收和补贴政策，利用市场机制引导企业创新绿色技术，提供可持续的创新变革动力，增强我国相关产业的竞争力。
其次，日本在制定碳减排政策初期，有意识地明确了各社会主体的责任，调动了全社会的积极性，运用社会力量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暖。 日本各级政府积极推动低碳城市建设。 城市是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的中心，产生大量的碳排放。 它们也是低碳发展政策的实施层面[7]。 因此，建设低碳城市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突破口。 在日本，中央政府制定法规，提供信息咨询和指导，启动环境示范城市和环境未来城市项目，并为每个城市实施绿色低碳发展规划，从清洁能源、低碳交通、低——低碳建筑，低碳生活。 、低碳产业等方面推动低碳城市建设。 日本还利用市场化机制引导政府、大学、企业等多方合作，为低碳城市发展注入内生动力。
我国从2010年开始启动国家低碳省份和低碳城市试点，逐步建成国家生态文明试点示范区。 然而，我国低碳城市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 这是由于资源禀赋的限制和城市数量众多造成的。 城市类型差异明显等制约因素的存在，造成了我国低碳城市建设领域不协调、区域不协调、缺乏统筹、过度依赖政府力量、公众参与度低等问题。 我国还有很大的发展需求。 提高经济水平、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是我国的重要任务。 工业化、城镇化是我国发展的必由之路。 然而，工业化会带来大量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 这给我国城市的低碳发展造成了一定的障碍，也让政治家很难平衡经济发展与节能减碳。
因此，我国需要加强低碳城市发展的顶层设计和特色城市规划，利用市场化机制动员企业、环境教育动员公众，为低碳城市发展提供内生动力。碳城市。
在企业和个人层面，作为碳减排工作的具体行动单位，在碳减排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日本通过税收、财政补贴等手段推动企业和个人参与碳减排工作。 并运用环境教育法等法律法规培育企业和个人的低碳理念，综合运用社会各层面的力量推动碳减排。 因此，我国还需要利用政策法规，调动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促进企业和个人积极参与节能减碳，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参考：
[1] 国际能源署。 合理利用能源法（能源效率法）。
[2] 张楠. 日本能源安全政策分析与借鉴中国矿业大学，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