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副秘书长阿赫塔尔在日前举行的“2016全球能源安全智库论坛”上表示，当前，受油价下跌、地缘政治变化、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全球能源安全面临新的风险和挑战。
首先，过度依赖石油等传统能源是全球能源安全的长期挑战。 亚太地区许多大型经济体的石油进口主要来自中东，这使亚太地区面临石油过度集中和对地缘政治区域过度依赖的风险； 东亚石油供应的运输瓶颈来自马六甲海峡； 如果油价长期处于低位，未来可能会导致供应短缺和价格大幅波动。 其次，能源安全政策与气候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相结合十分迫切。
阿赫塔尔同时开了药。 她指出，推动国际能源合作和能源互联互通有利于实现能源安全目标。 “例如，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主要针对经济走廊发展，目标包括加强跨境电力互联互通，还有利于解决地区电力短缺问题，加强地区能源安全。” 此外，使用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源效率可以减少供应脆弱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研究员郭教峰在论坛上表示，我国“十三五”能源发展目标是清洁低碳，建立现代能源系统。 郭教锋指出，2020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或将达到48亿吨标准煤。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非化石能源约占15%，天然气约占10%，石油约占18%。 %，煤炭约占15%。 该比例约为57%。
在国际能源新格局下，中国如何看待“能源安全”问题？ 目前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对郭娇峰进行了专访。
“生态安全”是首要目标
21世纪：十年来，中国业界对“能源安全”的看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郭教锋：近十年来，中国能源智库对能源安全的看法发生了很大变化。 过去，“石油安全”被视为能源安全的核心。 我们的各项任务，包括加强海外油气勘探开发，打造四大油气战略通道，以及与中亚、南美、非洲、中东的对外战略合作，都是围绕石油安全展开的。
三年来，国际政治格局、国际能源格局发生巨大变化，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已基本达成世界共识。 在此背景下，中国能源智库在审视能源安全时，不再局限于“石油安全”。 ”，但更全面。 我们认为，能源安全的内涵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能源供应必须持续保障，这是能源安全的底线。 能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必须可持续、安全供应。
其次，能源价格必须稳定且负担得起，这意味着许多人和企业必须能够以负担得起的价格使用能源。
第三，生态友好。 未来能源开发利用必须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友好。
四是渠道安全可靠。 “通道”指的是“能源传输网络”，不仅包括海运、公路运输，还包括网络运输，如电网、燃气网、热网等。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通信和能源结合得越来越紧密。 未来，我国将加快能源互联网发展，进一步推动通信技术与能源技术的深度融合。 因此，能源领域的通信安全和管网安全成为未来能源安全必须关注的问题。
前两个方面是我们更加关注“石油安全”时的老生常谈问题。 未来，我们将更加全面地关注能源安全。 不仅要考虑“供给安全”、“价格安全”，还要考虑“生态安全”。 安全”和“渠道安全”。
21世纪：您提到的四个方面中，当前中国能源安全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哪一个？
郭教锋：我认为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生态安全”。 由于我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没有改变，2015年煤炭占我国一次能源消费的64%，仍然是“大份额”。 现在世界范围内提出实现全球气候变化控制目标，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空气污染等。
生态安全要扭转和改善，必须优化能源结构，不断降低煤炭比重。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提出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的“双控”目标，希望到2020年将煤炭比重降低到60%以下。
因此，“生态安全”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能源工作的中心和重点。 我国的能源政策都是围绕“优化能源结构、改善生态环境”制定的，比如“推进生态文明”的目标以及2013年发布的“大气十条措施”，其中很大一部分内容都在讨论如何优化能源结构、改善生态环境。能源结构。
从供给角度看，我国能源供给多元化，不仅包括石油、天然气，还包括煤炭、核能、水电、太阳能、风能等，因此近年来能源供给安全不会成为问题从长远来看。 从渠道来看，目前我国信息技术发展迅速，十分先进，渠道安全还不是能源领域的突出问题。 在价格方面，中国正在推进能源领域的价格改革，包括石油、天然气领域的改革。
21世纪：提高天然气比重被认为是中国能源结构调整的核心。 您预计天然气价格调整有什么样的空间？
郭教锋：目前我国天然气价格仍然由政府主导，地方政府在各个终端制定天然气供应价格。 我们认为天然气价格应该尽快全面放开，最好是明年，完全由市场决定。 由于目前全球和国内天然气均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如果由市场决定，天然气价格还有较大的下跌空间。
从供给端看，未来十年左右，国际液化天然气价格将长期维持在低位，每立方米气折合人民币约1.3-1.4元。 如果能够大量进口国际廉价天然气到中国，将对国内天然气价格的下降产生良好的促进作用。
从管道方面来看，我国管道系统较多。 有的地方从天然气生产到供应终端有6条管道系统，逐级提价。 有的地方，终端价格甚至达到生产价格的三到四倍。 因此，未来应加强输配气价格监管，减少管道环节，切实降低天然气价格。
天然气价格改革的关键是通过市场化手段放开天然气价格，允许第三方公平进入天然气管道等基础设施。 此类改革完成后，天然气价格总体仍有一定下降空间。
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
21世纪：您认为近年来中国是否较少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待“能源安全”？
郭教锋：如上所述，现在谈“能源安全”，更多的是强调全方位的安全，所以我们不能只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问题，而更多的是从全球能源治理的角度看问题。
中国目前正在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如成为IEA联盟国、深化与IEA的合作等； 在国际能源宪章基础上加强能源合作与交流； 并派出秘书长出席国际能源论坛，深入交换意见。 去年12月召开的全球气候变化大会，也是构建能源治理体系的重要会议和制度。 中美就推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达成共识。 中国在会上率先承诺二氧化碳排放将于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
因此，中国现在正从全球视野出发，通过贸易合作、技术合作、投资合作来推动能源安全合作，通过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能源治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来保障中国的能源安全。 。
《21世纪》记者：阿赫塔尔在主题报告中提到，东亚石油供应的运输瓶颈来自马六甲海峡。 您如何看待马六甲海峡的困境？
郭教锋：对于中国来说，马六甲海峡不存在“困境”。 首先，如前所述，中国拥有多元化的能源供应体系，包括石油、煤炭、新能源等，现在能源安全不再只关注石油安全，把马六甲海峡视为不符合现状的情况成为能源安全的主要制约因素。
从石油安全角度看，中国建成了东北（中俄）通道、西北（中国—中亚）通道、西南（中国—中亚）通道、1条海上通道、3条陆上通道4条战略油气通道。 -缅甸）频道。 走道。 因此，马六甲海峡问题并不是那么重要。 我们要更加关注通道，关注电网、气网等管网的安全，关注管网领域的安全，而不是马六甲海峡。
21世纪：中国油气合作区域选择的趋势是什么？
郭教锋：中国一贯主张多边合作，形成了多渠道、全球进口格局。 因此，我们看到的所谓趋势可能只是某个时期从某个地区进口油气的增加。 事实上，只要是在全球贸易基本规则范围内，我们鼓励企业与不同国家进行油气领域的交易。
石油方面，虽然中国从中东进口较多，但随着运输渠道不断完善、运输成本下降，中国也会增加从美洲和非洲国家的原油进口。
天然气方面，中国与中亚和俄罗斯有陆上管道连接，缅甸也有一些（缅甸因资源问题进口较少）。 目前中国主要从中亚进口管道天然气，俄罗斯也将继续增加进口。 更重要的是，中国将大幅增加液化天然气进口。 世界上LNG生产国很多，卡塔尔、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俄罗斯等都是主要的LNG生产国。 中国已与这些国家签署或准备签署长期液化天然气供应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