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新闻 能源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和物质基础，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2021年，我国原油进口量5.13亿吨，占全球进口量的31%，对外依存度72%； 天然气进口量为1698亿立方米，占全球进口量的19%，对外依存度为45%； new 能源矿产锂、钴、镍进口量（金属量）分别为6.29万吨、10.1万吨、134万吨，分别占全球进口总量的66%、81%、90%，对外依存度达到分别为65%。 %、85% 和 92%。 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维护我国大量海外关键能源资源安全供应，需要稳定的国际环境和和谐的贸易格局。
当今世界正面临冷战结束以来前所未有的动荡。 欧洲持续发生的政治军事危机加速了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深刻影响全球能源资源供需和贸易格局。 过去30年相对稳定的国际规则正在不断受到侵蚀。 金融、货币、能源、资源、技术乃至相关产品纷纷被政治化、武器化。 受法律保护的国家和个人资产的安全问题日益突出。 人们更加关注的是，阵营化、集团化和“逆全球化”对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有效性和合理性提出了新的挑战。 在大国竞争背景下，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增多，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将趋于更加复杂。
针对中国能源资源安全问题，中国学者从资源、政治、经济、外交、环境、科技、气候变化以及制度、制度和政策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读，并提出了许多建议。意见和建议值得关注。 。 在新的全球治理体系建立之前，国际形势的大动荡在所难免。 新形势下中国能源资源安全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策略是我国学者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本文从全球能源供需格局出发，重点关注我国能源资源供应风险与安全面临的挑战，并提出相关建议。
全球主要能源供应稳定有序面临新挑战
地球形成和演化的动态过程，造就了当今世界能源资源的时空分布特征。 南北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世界各国能源资源需求差异很大。 超越国界和意识形态的能源资源分布受到地质规律的支配。 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拥有一切或完全满足需要。 通过贸易交换所需物品是当今世界国际贸易的基础。 探讨世界主要能源供应和贸易格局的平衡、稳定和有序，对于在动荡的国际环境下讨论国家能源安全问题非常有必要。
油气资源供需贸易“四圈两体系”格局或将发生重大调整
石油和天然气作为相对优质、低碳的重要化石能源，占全球能源消费的近60%，一直是各国能源安全关注的焦点。
近年来，随着常规和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发现和开发，北美和拉美地区已形成供需平衡和小幅过剩。 欧洲、亚太地区和中国油气供需缺口持续扩大，中东、俄罗斯、非洲等地区油气供需缺口持续扩大。 资源始终扮演着供给者的角色，构成了全球油气资源“四圈两体系”的贸易格局（图1）。
“四圈”是指中东—亚太贸易圈（一）、俄罗斯—欧洲贸易圈（二）、美洲贸易圈（三）和非洲—南欧—南太平洋贸易圈（四）（图2）； “两个体系”是指美国贸易圈（三）一体化的油气供需体系和其他三圈分离的油气供需体系。 各商圈之间虽然有一定的重叠，但贸易量较小。 毗邻的油气供需市场、完善的交通设施、畅通的运输渠道和价格经济是“四圈两制”贸易格局稳定的基础。 供需一体化的美国贸易圈在现有油气供需体系中相对稳定。 其他三个供需分离的贸易圈易受外部因素影响，脆弱性明显。
以俄欧贸易圈为例。 俄乌冲突以来，欧盟先后限制俄罗斯石油天然气的购买、价格和运输，并向俄罗斯以外的中东、美国、非洲寻求油气供应。 这已经开始改变现有的全球能源供应和贸易格局； 尤其是经波罗的海的“北溪1号”和“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被毁，俄罗斯在亚洲寻找新市场已成定局。 如果冲突持续下去，无法达成妥协解决方案，全球油气贸易格局的变化将不可避免。
锂、钴、镍、稀土清洁能源资源供应链竞争将加剧
世界银行将锂、钴、镍、稀土等17种矿产定义为清洁能源矿产。 事实上，进入21世纪以来，发达经济体已将此类资源列为关键矿产，并将其供应问题上升到事关国家安全和争夺全球新能源产业制高点的战略高度。
全球清洁能源生产和消费极不平衡。 以锂、钴、镍为例，欧盟、中国、日本、韩国和美国是全球重要的消费国家（地区），供应主要来自俄罗斯、非洲和拉丁美洲。 供给和需求在空间上基本完全分离（图3）。
全球清洁能源贸易格局已经形成，但其稳定性和有序性仍面临严峻挑战。 ① 全球锂资源贸易圈已基本形成亚澳、欧美两大贸易圈。 澳大利亚、智利、阿根廷等主要锂资源供应国与两个不同的贸易圈有着密切的关系（图4a）。 中国和澳大利亚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锂资源进口国和出口国。 ②欧美国家已形成较为完善的钴资源贸易体系，而我国则与全球主要钴供应国刚果（金）形成了中刚贸易圈。 中国高度依赖刚果民主共和国钴资源供应。 由于南非、刚果（布）、莫桑比克钴矿产量各有不同，与其他东南亚国家形成了一个小贸易圈（图4b）。 ③全球镍矿资源供应主要集中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加拿大和俄罗斯。 表面上看，中国似乎拥有全球最大、最完整的镍产业链，但其上游镍矿和镍铁供应高度依赖印尼和菲律宾，凸显其上游资源供应链高度集中的脆弱性。 （图5）。 ④中国是全球重要的稀土供应国。 近年来，美国以泛国家安全理念，不断推动新稀土项目开发，全力压缩中国稀土供应链和产业链的发展空间。 目前，中国稀土供应全球份额已从2018年的90%下降至2021年的60%。
以价值观或意识形态为标准推动全球化、集团化甚至“逆全球化”，是影响未来世界能源资源供应体系安全、稳定和秩序的最大挑战。 特别是当一些重要能源供应国不得不在阵营或集团中选边站队时，市场稳定、供需平衡、运输渠道安全和贸易活动有序性将受到极大影响。 影响。
中国能源资源供应链脆弱安全面临多重挑战
我国正处于从工业化后期向现代化迈进的关键发展阶段，战略矿产资源支撑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 但国内能源供应严重不足、海外来源单一、运输渠道受限等三大安全短板尚未得到明显改善。 2035年前，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矿产资源消费国和主要进口贸易国的地位难以改变。
重要能源国内供应能力较低，对外依存度较高。
国内重要能源供应严重不足。 与巨大的矿产资源总需求相比，我国国内资源供给能力持续下降。 国内资源供应安全红线从60%、50%下降到40%，已经触及甚至击穿安全底线。 2021年，我国20种矿产消费量仍将超过全球总量的50%，24种矿产需要进口，16种矿产对外依存度超过50%，包括石油、铀、铁、锰、铬、铜、镍、钴、锂、铌、铂族等11种战略重点矿产进口占消费量70%以上。
重要能源资源安全水平令人担忧。 预计2021年至2035年，中国还将需求总计110亿吨石油，相当于中国现有经济可采储量的4倍； 粗钢121亿吨，相当于我国现有铁矿石经济可采储量的2倍； 2亿吨铜，接近中国现有经济可采储量的7倍； 原铝6.4亿吨，相当于我国现有经济可采储量； 钴248万吨，相当于中国经济可采储量的30多倍； 镍2685万吨，相当于我国现有经济可采储量的8倍。
海外能源来源单一，潜在供应风险较高。
海外资源来源较为单一。 2021年，中国50%的石油进口来自动荡的中东，26%的天然气、62%的铁矿石、73%的锂和58%的锆来自澳大利亚，68%的镍来自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98%的钴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96%的铌来自巴西，28%的钾来自加拿大，近47%的锰和72%的铬来自南方非洲。
海外稀缺资源供给潜在风险持续加大。 2019年，美国与加拿大、刚果（金）、赞比亚、纳米比亚、博茨瓦纳、秘鲁、阿根廷、巴西、菲律宾、澳大利亚等10个国家签署了联盟式的“能源资源治理倡议”。 随后，2022年，与加拿大、澳大利亚、芬兰、法国、德国、日本、韩国、瑞典、英国和欧盟委员会建立了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SP）。 表面上看，是为了保障清洁能源和关键技术的重要矿产供应。 本质上是强化阵营化、集团化和“去中国化”。 这些做法极大削弱了全球战略关键矿产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稳定性。 秩序井然。
海外能源运输能力低，运输通道安全得不到保障。
海外运输能力低、运输通道缺乏安全保障的短板尚未得到弥补。 以石油为例，据不完全统计，2021年共有2637艘油轮向该港运输我国海外石油，涉及船舶873艘次，运输量4.85亿吨。 其中，国外油轮运输为主。 来自内地和香港的油轮运输量约为1.17亿吨，仅占中国海运石油进口总量的24.1%。
除管道运输外，抵达中国的油轮大多经过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南海等重要战略要塞或高度敏感地区。 2021年，经马六甲海峡到达中国的原油4.07亿吨，占进口量的79.3%，占消费量的57.1%。 这些重要交通通道一旦发生事故，将对中国经济造成巨大影响。 模型计算显示，如果马六甲海峡被封锁并持续6个月，在没有人为干预的情况下，中国原油进口将减少约2亿吨，影响超过3%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物流和运输业。货运量下降近20%，就业人数减少超过1000万人。 显然，这对于快速发展的中国国民经济来说是难以承受的负担。
除原油外，中国进口的天然气、铁矿石、铜、铝、锂、钴、镍等能源资源也高度依赖这些战略堡垒和敏感地区。 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和国际局势的动荡将加剧我国海外能源供应的脆弱性。
解决我国能源安全问题需要采取特殊措施
美国《2022年国家安全战略》明确将中国定位为当今世界最强大的竞争对手，愿意且仅有能力重塑国际秩序，并誓言团结盟友和伙伴，赢得未来决定性的十年。 客观地说，未来10年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最关键的10年。 在国际形势混乱复杂、大国竞争加剧的背景下，进一步梳理形成有效的应对措施，对于确保国家安全和核心利益不受侵犯至关重要。 重要的。
夯实资源基础，有效增强国内能源资源供给弹性
国内资源是国家资源安全的基石。 改善国内矿业发展环境、增强国内供应灵活性是各国保障资源安全的普遍做法。 增强供应链灵活性，就是有效提高国内资源供应面对内部或外部干扰时的自我恢复能力。
巩固能源资源基础。 加强隐伏矿床、深部高品位矿床、特殊景观区大而丰富矿产、“三稀”金属矿床、新型矿床以及海洋、极地等重要矿产的公益性地质调查勘探为资源连续性提供后备基地，提高我国能源资源安全。
营造稳定和支持国内矿业健康发展的政策环境。 调整矿业权配置、流转、价格（股权费）征收、行政审批、安全环保等相关政策，切实提高国内能源资源供给能力和供给弹性。
加快能源替代和国家储备体系建设。 根据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基本国情，在加强碳捕集、利用和封存（CCUS）技术基础上，建议扩大煤制油年产能至1.5亿吨（含技术储备） ），石油储备增加到1.4亿-1.8亿吨（90天进口量或消费量），大大提高应对风险和重大危机的能力。
科学制定国家全球资源开发利用战略，促进海外资源来源多元化
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不可能拥有全部的能源资源或完全满足其需求。 全球能源资源配置是各国不可避免的选择。
制定科学的国家全球资源开发利用战略。 聚焦全球资源富集地区、大矿山、大公司，从矿产类型和重点区域两个维度，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和国家、中南部非洲、拉丁美洲形成战略矿产全球战略支撑点是布局优质、竞争力强的资源集聚区、资源供给区和生产企业，制定2035年前我国全球资源产业规划和布局方案，提升全球资源竞争力中国矿业竞争力
通过多元化资源配置，提高我国能源资源供应体系安全。 根据矿产类型、供应地点、供应国家和地区以及政治、经济和矿业政策的稳定性，科学制定来源多样、经济可得、运输通道便捷安全的海外战略矿产资源配置方案，为完善我国海外能源供应体系安全。
立足“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定不移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建设
解决支撑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能源资源安全问题，本质上需要构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础的全球能源资源治理体系，有效保障各国能源资源供需安全。 。
构建多层次、多维度、多主体、多品种、多环节的复合治理体系。 建立3个空间层次（国家-区域-全球）、3个时间尺度（短期-中长期）、4类国家主体（资源国、生产国、贸易国、消费国）、3类资源类型（能源、大宗矿产、新兴矿产）以及供应链、产业链各环节（勘探-开采-冶炼-加工-消费-回收）的配置体系。
构建公平、公正、平衡、稳定、有序的全球能源治理体系。 制定避免单极或少数国家控制、东道国民族主义影响以及阵营化、集团化和“逆全球化”的多元、多层次、包容、共赢的国际规则得到各方参与和认可，从而提高全人类能源安全供应水平。
（作者：王安健，中国地质科学院全球矿产资源战略研究中心、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王春辉，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中国科学院学报》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