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政治、经济、技术变革推动下，全球能源新格局正在形成，全球能源安全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这些新变化导致有关国家在国际能源问题上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和推动未来全球能源治理的变革。
全球能源安全新变化
能源安全的内涵有五个要素，即能源来源、能源渠道、能源价格、能源消费与环境的关系、能源领域话语权建设。 当前，这五要素的格局、体系和全球能源形势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有的甚至出现了逆转。
能量源。 近年来国际能源市场波动给能源供应带来诸多不确定因素。 首先，委内瑞拉国内政治动荡进一步损害石油设施和产量，导致委内瑞拉原油产量和出口进一步下降，国际市场供应减少。 其次，2018年，美国正式重启对伊朗能源和银行领域的制裁，重点针对伊朗石油出口。 与此同时，八家伊朗原油进口商获得临时制裁豁免。 今年4月22日，美国宣布终止上述豁免权。 市场预计伊朗原油出口将为零，国际能源供应将受到影响。
能量通道。 包括陆地和海上通道。 陆路通行涉及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成为复杂的地缘政治和经济问题，各国之间的竞争由来已久。 未来30至50年，海上能源运输通道的主导地位不会发生根本改变。 当前，国际海洋主要能源通道受到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双重影响。 特别是恐怖袭击、海盗劫掠油气船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时有发生。 如何维护海上能源通道安全，不再是某一国家或地区面临的问题，而是需要所有相关国家共同努力、相互合作，构建维护能源安全的命运共同体。
2018年8月7日，巴西东南部米纳斯吉拉斯州阿科斯市附近，工人们正在巴西贝洛蒙特特高压输电项目二期第九标段现场施工。 美丽山水电站是拉美地区“特高压+清洁能源”示范工程。
能源价格。 能源价格安全主要是指以合理、稳定的价格获取能源。 2018年油价出现逆转，突破80美元/桶后，很快跌破60美元/桶，今年又回到70美元/桶上方。 能源价格波动不利于石油生产国、能源消费国和国际能源安全。
能源消耗与环境的关系。 欧盟统计局估计，2017年欧盟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上一年增加了1.8%。 截至2018年，这一数字仍在上升。 国际能源署发布的报告也显示，随着能源需求和煤炭使用量的增加，2018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创下历史新高。国际能源署呼吁各国加快可再生能源的普及，提高能源利用率，以应对全球暖化。
能源市场体系建设的话语权。 2016年11月，OPEC、俄罗斯等国达成八年来首次减产协议，带动国际油价自2017年下半年以来持续上涨。近两年的联合减产行动，使双方积累了合作经验和信心，并有维持长期战略合作的迹象。 特别是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是欧佩克和非欧佩克产油国的领导人。 它们互动密切，已成为“欧佩克”。 +”新合作机制双核话语权更大。据统计，欧佩克和俄罗斯石油储量占全球总储量的77.9%，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54.9%。目前双方日益相互依赖，以维持和增强在全球能源格局中的影响力。
在全球能源治理初期，油源、油路、油价安全是首要的重要问题，特别是能源供应安全。 但新的能源供需格局下，新问题不断涌现：一是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 恐怖袭击对全球安全构成威胁，在能源领域也十分突出。 二是稳定国际能源市场，包括投资市场、消费市场、供给市场等。三是促进能源转型。 实现能源转型对于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 近年来，巴黎气候大会给世界带来了新的希望，但要协调能源政策，发展可再生能源，实现新能源技术的突破和共享，技术是因素之一，还有更多问题需要解决。要从机制、制度上予以突破和解决。 。
现有全球能源治理机制的局限性
现有的全球能源治理机制包括：国际能源署、石油输出国组织、国际能源论坛、能源宪章条约、G20、世贸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等。能源宪章条约的门槛很低。 OPEC是石油输出国组织，限产保价一直是其控制国际油价最有效的手段。 但近年来油价的剧烈波动表明，限产保价已经不能保证油价持续上涨。 国际原子能机构只处理原子能问题。 可以说，地方治理程度较高，而全球治理效率较低。 G20能源问题成为2016年以来的一大议题，未来可能成为能源治理的重要国际合作机构。
总体来看，这些组织多年来不断改革能源治理机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逐步减少对能源战略储备的重视； 治理对象有所扩大，除石油外，还加强了对电力、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重点关注。 能源、新技术、环境保护等问题的讨论和研究； 扩大参与国家范围。 例如，国际能源署、能源宪章等组织宁愿降低准入标准，也希望扩大参与国范围，增加影响力。
我国参与全球能源治理之路
我国是改革开放后才逐步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的。 1983年，我国成为世界能源理事会成员，1984年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以此为标志，我国在国际能源组织中的席位从无到有，参与由浅入深。 。 中国已开始在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框架下在能源问题上发挥关键作用。 此外，我国在能源转型、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的努力也有目共睹，已逐步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清洁能源市场。 “十三五”规划也有明确目标：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15年下降18%，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 许多国际组织高度评价中国的能源转型政策。 但总体来看，我国参与全球能源治理仍处于积极对话和政策协调阶段，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话语权有待加强。
目前，西方能源发达国家仍然掌控着全球能源市场化进程。 我国应积极推动能源技术革命，拓展合作渠道，参与国际治理，增强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
推动能源技术革命。 人类对能源的利用经历了柴火时代、煤炭时代、油气时代。 未来将进入新能源时代，技术创新将伴随时代的每一次变革。 因此，通过能源技术创新，不仅可以降低能源强度、提高能源利用率，而且可以抢占新能源时代的技术制高点，引领未来能源发展方向。 2014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研究我国能源安全战略时强调，实现我国能源安全，要推动“四个革命”、一个合作。 “四大革命”中，最重要的是技术革命。
推动对外能源合作。 全球十大油气生产国中有六个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我国十大原油进口国中有六个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2018年，“一带一路”能源部长会议暨国际能源转型论坛在江苏苏州举行。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强调：“能源合作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领域，我们愿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内同各国加强能源领域合作”共建“一带一路”，为促进共同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共同促进全球能源可持续发展、维护全球能源安全。“一带一路”倡议搭建了中国与国际社会合作的新平台，也为中国探索全球能源治理路径提供了新思路。
参与国际能源治理。 2006年以来，我国提出构建新能源安全观，主张通过国际合作解决能源安全问题。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来，我国倡导权力共享、责任共担，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对话与合作。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 这些都体现了我国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的希望。 通过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寻求合理的发展空间和权利，我国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的目标将逐步提升到相应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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