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全球能源体系正在全面升级，国际政治秩序正在深度调整。 能源安全面临绿色革命加速、新旧能源接力节奏不一致、国际环境恶化动荡等多重挑战。 新形势下，能源安全的内涵也发生重大变化。 各领域能源供应安全、能源系统韧性、能源系统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能源安全的重要内容。 应对能源安全新挑战，必须充分发挥化石能源基础保障作用，全面统筹传统能源和新能源协调发展，大力推动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发展。
关键词：能源安全、能源转型、挑战、内涵路径
【CLC编号】X24 【文件识别码】A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问题。 这对于国家繁荣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社会长治久安至关重要。 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将能源安全提升到与粮食安全同等重要的战略高度。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全球能源体系全面升级，国际政治秩序深度调整。 新旧风险交织、不确定性加剧的新形势下，能源安全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挑战。 能源安全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 随着进一步丰富和拓展，开辟保障能源安全的新路径成为打破当前局面的关键。
迎接新形势下能源安全新挑战
能源绿色革命的加速，使中国能源转型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气候变化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构成不可逆转的威胁。 这一威胁也成为国际社会前所未有的共识，激励各国加快绿色低碳转型。 自《巴黎协定》签署以来，全球已有130多个国家和地区明确提出“碳中和”或“净零排放”等目标。 能源消耗是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的绝对主要原因。 在全球推进碳中和或净零排放目标的背景下，世界能源转型已从初步积累期转向全面加速期。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面临国际国内双重压力，能源安全面临新挑战。 从国际上看，在气候谈判和实施中，中国逐渐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和推动减排进程的重要力量。 从国内看，第一，中国经济发展尚未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 能源是经济发展的基础。 在经济规模进一步发展的背景下，能源消费仍将保持刚性增长，但增速可能放缓。 其次，我国能源结构仍以高碳化石能源为主。 新能源还不足以替代传统化石能源。 能源低碳转型任务重、系统稳定性差。 第三，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实现了“双碳”。 “实现目标的时间窗口更加紧迫。‘双碳’目标要求中国能源体系在未来40年实现前所未有的革命性变革和深度脱碳，打破现有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消费模式，转变能源结构。”以能源为主导的能源消费体系，必然带来更多的不确定风险。
新旧能源接力节奏不一致，导致中国能源转型面临危机。 能源体系的深度转型，意味着煤炭等高碳能源的大规模退出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大幅增加。 在“双碳”目标下，这种退出和增加的速度将比以前更快。 。 这一过程对新旧能源接力的节奏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追求稳定与变革之间的再平衡。 步调不一致或不连续，可能会导致我国能源体系供需出现阶段性、结构性失衡，也可能导致一系列不确定性、重大风险的出现，使能源安全面临新的挑战。 一方面，煤炭退出面临“一刀切”的局面。 为了实现能源转型的目标，煤炭成为“众矢之的”。 “运动式”减碳计划多地上演。 煤炭消费“一刀切”控制，煤炭新增产能严格控制。 这导致煤炭供应不足，价格飞涨，多地关闭。 拉闸限电，能源电力系统面临严重危机。 另一方面，油气调控和供应稳定性不足。 作为当前能源转型过程中油气供应的支柱，其消费需求将持续上升。 然而，中国油气资源对外依存度较高。 资源储备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调峰能力弱，供应稳定性不足。 最后，新能源的进入受到严格限制。 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80%以上的新能源需要转化为电能来利用。 水电、风电、光伏发电具有波动性、间歇性、随机性的特点，受天气影响较大。 此外，新能源发电大规模并网后，电网系统的电能质量、安全稳定性和调节能力都会下降，维持电力平衡和电力调峰的难度加大。 以上原因都成为新能源快速进入的障碍。 。
国际环境的恶化和动荡，使中国能源转型面临复杂的前景。 当前，世纪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大国竞争和地缘政治事件日趋激烈，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剧。 国际形势和外部冲击的加剧和动荡，加剧了国内转型环境的不确定性。 能源转型面临复杂前景，能源安全面临新挑战。 一方面，全球气候危机加剧、COVID-19疫情肆虐，自然环境加速恶化：全球气候变化引发的海啸、地震、台风等极端恶劣天气极易造成能源进口和能源市场波动，将影响能源系统的稳定和有序。 运行有重大影响。 而且，当前油气产量的增长更多地依赖于海洋和非常规领域，随着自然条件的恶化，其环境风险显着增加。 持续的COVID-19疫情减缓了全球能源行业的投资。 全球能源生产和供应的不确定性急剧增加。 产业链、供应链诸多环节被阻断。 国际合作开展起来困难重重。 由于我国油气资源和进口依存度较高，渠道单一、供应链不稳定将对国内能源转型造成严重影响，能源安全问题凸显。 另一方面，大国博弈愈演愈烈，国际社会形势日趋复杂：俄乌冲突引发石油、天然气等大宗能源商品价格上涨，加剧了全球经济的冲击。能源市场和全球通胀风险，对国内外能源供应和贸易格局产生了负面影响。 影响重大：安全防护已超出短期内推动转型的要求； 中美关系恶化导致关键技术国际合作受到限制，能源发展关键技术问题凸显，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能源转型进程； 民族主义、逆全球化带来严重生产和贸易风险，外部环境友好度逐渐下降，严重影响能源贸易安全。
认识新形势下能源安全内涵新变化
传统能源安全主要是指以可承受的价格获得充足的能源供应，其重点多集中在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供应上。 面对当前能源安全形势新变化，立足各领域能源供应安全，提高能源系统韧性，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新能源安全理念应运而生。 这也意味着能源安全内涵的拓展。
一是从传统油气能源供应安全向全面领域能源供应安全转变。 供应安全是能源安全的基础。 传统观点认为，石油供应是能源安全供应的核心内容。 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 随着石油价格波动加剧、能源转型加速、地区形势日益复杂，能源安全供应的内涵不断发生变化。 能源安全供给范围从石油扩展到所有能源，涵盖整个能源供应链和基础设施。 同时，能源安全供应涉及更广泛的范围，如地缘政治、经济福利、社会稳定、环境问题等。总体来看，新能源安全稳定供应包括供给安全、消费安全、价格安全、运输安全等。 、环境安全等
其次，提高能源系统韧性成为能源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方面，世界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全球气候变化引发的洪水、台风、雪灾等极端气候事件，对全球能源格局、能源市场、能源网络产生巨大负面影响。 作为全球能源网络的重要一环，中国能源系统极易受到全球能源格局波动的外部影响； 另一方面，面向“双碳”目标的能源革命将带来能源体系的深刻变革。 这一过程将给能源领域的供需匹配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 自然，构成潜在的能源系统风险。 面对内外部冲击风险，新能源安全观需要更加关注能源系统的脆弱环节和韧性提升，把构建韧性能源产业链作为构建绿色能源体系的重要抓手。新能源安全体系。 从能源产业链韧性提升来看，能源安全韧性体系的建立、应对短期突发冲击和长期内部变化等维度丰富了新能源安全理念的当代内涵。
第三，能源安全必须兼顾能源系统绿色低碳发展。 能源转型的发展和推进将导致能源结构和体系形态发生巨大变化。 短期来看，我们需要承受转型和变革的阵痛。 每当遇到传统化石能源加速退出、新能源作用不足的时候，保障往往就会出现。 能源安全与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困境” 但从长远来看，只有坚定不移走生态、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逐步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构建以非化石能源为主体的安全可持续的能源供应体系，我们能否在能源领域取得进展。 本质安全。 推动能源系统绿色低碳发展无疑成为新能源安全理念的重要方向。
探索新形势下保障能源安全新途径
能源安全内涵的拓展，是新形势下对国际国内能源安全问题认识和认识的深化，也对未来能源安全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构建适应新内涵、满足新要求的现代能源安全体系，开辟能源安全新路径，成为应对能源安全新挑战、打破能源转型困境的关键。
保障能源安全，必须充分发挥化石能源的基础性作用。 在经济增长需求和传统产业发展模式的拉动下，中国经济发展短期内仍将高度依赖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其基础地位不可动摇。 一方面，要重视煤炭的底线作用，多措并举促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具体来说，一是大力推广先进燃煤发电技术和碳捕集收集等负碳技术； 二是推动煤炭由燃料向原料转变，大力发展煤化工，促进煤炭工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三是把煤电机组从以电为主的电源向基础支撑和系统调节电源并重转变，让煤电机组发挥出高含金量的高经济效益。 另一方面，要明确油气核心地位，多渠道保障油气稳定供应。 具体来说，一是加大国内油气勘探开发力度，重点突破非常规与海上油气勘探开发关键核心技术，推动油气规模效益开发，推动“再造”。 ——增强油气供应能力，打造坚实能源基础。 安全的“压舱石”状态； 二是加快油气生产、供应、储存、销售体系建设，扩大石油储备规模，建设跨区域大型地下储气库群，发挥液化调峰应急作用天然气（LNG）接收站，增强和保持油气自供能力。 三是深化“一带一路”建设，寻求更加多元化的进口渠道，增强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能力。 同时，要积极争取定价话语权，建立成熟的期货市场，提高货币结算地位，增强油气国际贸易运营能力，从而构建韧性强、高水平的现代能源体系。安全。
确保能源安全，必须坚持“先建后毁”的指导思想。 我国特殊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形态决定了传统能源的发展和生存周期较长，传统能源的真正退出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当前，要大力推进以非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低碳转型，但这不应剥夺化石能源的发展机会，打破清洁能源与化石能源的关系。 中国的能源转型绝非一日之功。 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先建后废”应成为我国传统能源与新能源协调发展的指导思想。 具体来说，一是处理好短期与中长期的关系。 在中长期大力发展新能源的过程中，短期内有必要明确传统能源的基础地位。 尤其要重视煤炭在调峰、保障供应中的作用。 推动煤炭与新能源优化组合，实现能源向低碳转型平稳过渡。 二是处理好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在整体推进能源转型的背景下，要给予各行业合理的转型空间和适当的转型时机，充分尊重各主体生产经营的实际情况。 不同领域、行业、地区有差异化的能源转型和碳减排目标。 三是妥善处理国内国际关系。 在推动国内能源转型过程中，既要协调新旧能源接力节奏，也要注重增强能源系统韧性，有效应对关键窗口期转型期。 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外部冲击保障了能源转型的顺利进行。
保障能源安全，必须弥补可再生能源规模发展的短板。 要想打赢能源转型这场硬仗，大规模发展可再生能源是主攻方向。 而且，在逐步将可再生能源发展成为能源供应主体后，中国可以依靠可再生能源，将国家未来能源供应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从根本上解决能源供应安全问题。 但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相对缓慢。 在通过传统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协调发展提高能源系统稳定性和韧性的前提下，需要多路径推动其规模化发展。 具体来说，一是增强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实现增量能源替代。 用电方面，提高火电机组运行灵活性，为可再生能源消纳腾出空间，支持水电、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 二是加强铜、铝、锂、镍、铀等资源战略储备。 提高此类资源的战略储备地位，健全政府主导、企业为补充的多主体参与储备机制，为可再生能源发电金属需求提供充足的物质储备。 三是提高可再生能源利用相关科技水平。 加强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先进信息技术融合，推动可再生能源大规模、高效、低成本开发利用和储能，建设具有规模的地方能源综合系统和智慧能源网络以可再生能源利用为主体。
【本文作者：王建良，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唐旭，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