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行书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美国一直是国际机制或机构中的“大国”或“有影响力的国家”。 这在能源领域也不例外。 美国是全球主要能源消费国、清洁能源技术和投资大国、全球主要能源生产国。 未来有望成为全球主要能源出口国。 那么，美国会在21世纪全球清洁能源转型中发挥领导作用吗？ 本文研究历史上美国的国际能源行为，分析美国塑造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的重点领域、政策方法和内在逻辑。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了解美国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历史贡献和局限性，为理解美国未来对全球能源转型可能做出的贡献提供重要参考。
一、美国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文献综述
总体而言，学者们对美国塑造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的行为仍缺乏全面的解释和理论阐释。 但相关学术成果为研究美国如何在全球能源治理中发挥作用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为深入理解美国塑造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的动机和方式提供了有价值的素材。
当前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是运用制度理论框架，围绕原则、规则、决策程序等，分析国际协议、国际机制等类型的形成、发展和有效性。的国际倡议。 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制度视角。 学术界关注的第二个焦点是运用功能主义方法来分析美国在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问题上的能源法律、政策或举措。 功能主义研究道路有着坚实的客观物质基础。 学界关注的第三个焦点是从地缘政治角度分析美国的地区政策及其能源影响。 地缘政治是能源研究的重要维度，关注与能源相关的地理要素和与政治格局相关的区域形态。 然而，仅仅从地缘政治角度来分析一个国家的能源行为是不够的。 必须提升和拓展到国家战略层面（如国家发展战略、政治外交、安全战略等）。
学术界的一些主要成果考察了能源问题的“内部”方面，侧重于解决美国面临的能源问题； 有些考察“外部”视角，重点考察能源与相关问题之间的相互作用； 有的侧重于国际能源机构，重点研究特定国际能源机制或全球能源治理结构的特点和功效。 他们仅分析美国国际能源行为的某一方面，从孤立、单一的角度审视问题，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事实上，美国的国际能源行为绝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 相反，需要将上述多个视角结合起来，才能充分揭示美国在不同历史时期塑造全球能源治理体系行为的内在一致性。
2、“功能-战略-体系”三维分析框架
美国对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的塑造主要体现在联邦政府是否通过战略、政策或举措改变了全球能源治理的规则、体系和结构。 如果是，则据说具有重大影响力（或领导力）； 如果没有，则据说影响不大。
为了准确理解美国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作用，本文从三个角度构建了新的分析框架，即功能性/实用性（解决国家能源问题，或应对国家能源挑战）、战略性/战略性（实现国家战略目标，或符合国家战略需要）、制度/组织（有现有相关制度支撑，或具有国内外制度基础）来解释美国的国际能源行为。
如果以美国塑造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的行为作为因变量，那么其自变量包括三个：从功能逻辑上考察美国的能源行为能否解决该国面临的能源挑战； 从制度逻辑的角度审视美国的能源行为是否符合国家的战略需求，以及美国的能源行为是否得到现有相关制度的支持（见表1）。 理论上，三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有两种可能：一是三个自变量都同向变化，即功能逻辑、战略逻辑、制度逻辑都对因变量有利时。 （或不利于）美国，美国将对全球能源治理产生重大影响； 其次，三个自变量的变化方向不同，即功能逻辑、战略逻辑、制度逻辑。 有的对美国有利，有的则对美国不利。 目前，美国影响力对全球能源治理的净效应尚不确定。
表1 美国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作用：分析框架
美国对全球能源治理有重大影响吗？
是的
不确定
功能逻辑
它能解决美国的能源问题吗？
是的
不
不同方向的变化
战略逻辑
是否符合美国的战略目标？
是的
不
制度逻辑
是否具备国内外制度基础
是的
不
三、美国参与全球能源治理实例分析
(1) 国际能源署
IEA作为最早、最重要的全球能源治理机构之一，在全球能源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20世纪70年代，美国高度依赖能源进口。 1973年的石油危机对美国的能源安全、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提出了严峻挑战。 因此，美国于1974年发起西方石油消费国建立一个新的国际机构——IEA，其主要任务是防止和管理石油供应中断。 该机构在制度上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有联系，本质上是石油进口国（消费者）建立的反卡特尔，旨在吸引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石油消费者与欧佩克的接触。石油生产国。 能源强国博弈的目的是主导国际能源秩序。
(2)北美能源一体化
目前，还没有一个具有独特权威的国际机构能够建立统一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能源融资和贸易规则。 在国际层面，涉及能源贸易和投资的机制涵盖全球、区域/多边和双边三个层面。 有关国际机构为市场交易制定规则和标准，以鼓励或限制市场参与者的行为。 世界贸易组织（WTO，包括其前身关贸总协定）建立的多边贸易体制的主要目标是消除市场壁垒，促进市场准入，能源领域也包括在内。 然而，世贸组织的一般规则并不能解决能源贸易相关问题。 与此相关的一些具体问题。 一些区域和双边贸易和投资协定对能源部门有具体规则。 本节重点介绍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并解释美国选择区域协定来保障能源安全的内在逻辑。 二战后，鼓励发展市场经济是政治经济的主流趋势，这极大地推动了能源市场的自由化趋势。 美国将能源市场自由化作为保障能源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强化市场规则、消除市场障碍。
(3) 全球气候系统
人们公认化石能源与气候变化之间存在相互关联，因此能源治理与气候治理之间也存在相互关联。 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全球平台是联合国气候谈判。 1992年达成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以下简称《公约》）确立了各国应对气候变化承担责任和义务的一般原则，但没有涉及具体步骤。 此后，国际社会一直努力落实上述原则，为全球制定了具体的减排目标，并设计了实现目标的途径。 《京都议定书》于 1997 年达成（2005 年生效），《巴黎协定》于 2015 年达成（2016 年生效）。 。 在此期间，在联合国气候谈判轨道之外，围绕气候和能源问题的各种双边和多边合作不断涌现。 《公约》的内外机制深刻改变了世界能源生产和消费格局。 本节仅分析美国对联合国气候谈判的贡献及其制度成果。
4。结论
20世纪70年代，为应对石油危机，美国率先建立了以紧急协调机制为核心的国际能源治理架构。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美国倡导的国际能源协调与经济发展密不可分。 ，通过整合北美能源市场巩固美国的全球经济竞争力； 进入21世纪后，应对气候变化引发新一轮全球能源治理，通过清洁能源技术减缓气候变化成为美国塑造《巴黎协定》的重要因素。 方法。 美国的历史实践为我们理解其在未来全球能源转型中的作用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目前，页岩革命不仅使美国实现能源自给自足成为可能，未来还可能使美国成为世界重要的化石能源出口国。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能源问题不再是美国的重要政策问题。 相反，能源问题仍然是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中提出“能源主导地位”，即“美国处于全球能源体系的核心”。 美国大力发展化石能源，不仅因为美国拥有资源基础，还因为美国具备充分发挥优势的条件，比如巨大的能源市场、先进的能源技术、良好的政治政策等。 、法律和商业环境。 预计未来美国将继续寻求与“志同道合”国家合作，在全球能源治理中发挥“能源主导”作用，这将有力支撑美国的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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