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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能源安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保障能源安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 建议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加快推进能源转型升级，改变“旧双控”局面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即“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能源消费强度”和“新双控”，发挥市场和政府的协同作用。
文丨吴寅、王鹏、王冬荣
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中央提出“六稳”“六保”，将能源安全放在更加重要和突出的位置。 在辩证认识国际形势演变和“两个世纪”历史使命的基础上，在加快能源转型、建设现代能源体系过程中，我们必须有新的思路来保障能源安全，我们要抓住战略要点，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增强保障能源安全的主动性，确保“自己家灶台稳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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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能源安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
能源是国家安全的基石和国民经济的命脉，保障能源安全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重中之重之一。
改革开放前，我们坚持“自力更生、自给自足”，实现了能源工业的快速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强调“因地制宜、多能互补、综合利用、讲效益”，提高能源供应能力。 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提高能源供应保障能力。 进入新时代，党中央提出建设现代能源体系的要求。 通过理念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治理创新，在生产力维度上实现“源-网-荷-储-用”一体化有机互动。 实现“产-运-销-储-服”在关系维度的高效协同，打造安全高效、清洁低碳、智能交互、良法善治的现代能源体系。
当前，我国正处于“两个世纪”的重要历史阶段。 未来，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观念的进步，必然对能源的数量和质量提出更高的要求。 中国不能也不会照搬金融-军事霸权支持下的产业空心化模式。 不可能一进入高端产业就抛弃低端产业。 高耗能行业不可能像低耗能行业一样被淘汰。 要努力保持世界工厂的地位，保持产业全覆盖、重心逐步上移的形态。 这就决定了在“十四五”及更长时期内，“高耗能”行业的效率必须提高，但不能盲目抑制“高耗能”行业，能源需求总量应控制但仍保持较低增速，应通过大力发展新能源提高能源自给率，但一定规模的资源能源进口是不可避免的。
在国际能源供需总体宽松的形势下，能源仍是国际化的重点，我国能源安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应该看到，许多外部压力和矛盾，只有通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能真正化解。 但是，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如强调粮食安全“饭碗要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一样，为保障能源安全，更应明确提出“灶要在自己手里”。在自己家里稳定生产”。 要提高认识，更新观念，坚定信心，多措并举，增强保障能源供应安全的主动性，以适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个百年”的要求-优质能源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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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能源安全要有新思路
能源安全是国家整体安全在能源领域的实施，是国际环境安全问题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方面的反映。 只有掌握了能源安全的主动权，才能掌握发展的主动权。 树立新能源安全观，要发展“双循环”，重视“双重视”，树立“新双控”，强调“双效”。
（一）在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保障能源安全。
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必然要求。 从长远看，根本策略是进一步推动可再生能源本土化、多元化发展，鼓励交通电气化等油气消费替代，推动石油消费早日达峰。 近期，仍需千方百计做好国际能源合作，确保油气采购渠道安全； 同时，高度重视油气资源战略储备体系建设，保持必要规模的现代煤化工项目建设，提高能源安全的可靠性。 进步和可持续性。
中国粮食安全的保障，不仅有18亿亩耕地红线支撑，还有相当规模的粮食储备支撑。 相比之下，在能源领域，我国油气资源规模不足、质量低下，长期扩产保产不仅成本没有竞争力，而且直接消耗当地不可再生资源，埋下真正的能源安全隐患。
中国能源安全应高度重视深部油气资源战略储备。 一是储备产品，低价吸纳到180天，甚至更长； 四是储备技术，维护全产业链； 五是储备人才，鼓励团队走出去。
（二）在数量和质量、高质量发展前提下确保能源安全。
要加快推进能源转型升级，不能走单纯依靠煤炭的老路。 既要保证数量，又要提高质量。 可再生能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不受外界干扰、不中断供应，有利于能源结构多元化、国产化、清洁化、低碳化升级，是保障能源安全的关键。 唯一办法。
按照总书记提出的“力争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力争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要进一步加快规模化、高比重的可再生能源建设，协调电网和传统能源。 好“软垫”。 要调动市场主体积极性，继续推进集中分布式风电、光伏发电投产并网； 要强化电网企业责任，平衡发电主体负担，挖掘用户资源潜力，千方百计做好可再生能源并网、送出和并网工作。 消化工作。
与风电、光伏相比，水电具有防洪、供水、航运等水资源管理利用的综合效益，本身就是生态环保工程。 过去，由于国家投资能力不足，商业化项目运营算小账，造成我国水电“大机小蓄”流域蓄水能力远低于国家的长期弊端。径流。 如果我们能尽快转变观念，强化国家治水主体责任，加快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西部地区，可以有意识地新建和改建一批大型水库，不仅能治好千年洪水，还能为电力系统多提供10%-15%的电力。 优质可调容量，为风电、光伏大规模外送保驾护航。 要强化战略定力，“以水利为战略目标，以水库为核心载体，以水电为超额效益”； 以国家意志推动黄河流域化石能源走廊向绿色能源走廊转型； 推进青藏高原东侧和南侧季风带水资源隐患治理利用。
(3)在能源消费强度和可再生能源消费比例双重控制约束下保障能源安全。
2019年底，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写道：“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体系，对节约能源资源、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目前有10多个省份指出，“十三五”能源消费总量目标难以完成，这个问题要认真研究，量力而行，实事求是对能源消费强度达标、发展较快的地区，能源消费总量控制要有适当的弹性。 改变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的“旧双控”是“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能源消费强度”和“新双控”，将能源安全与能源高质量发展紧密结合，符合随着新时代发展的内在要求。
用“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代替“能源消费总量”，一方面，能源消费总量仍然是分母，促进节能的目的是一致的； 质量提升。 通过这个指标，可以推动各地做小分母，做大分子，达到一石二鸟的效果。 能源消耗强度指标在国家层面仍以“单位GDP能耗”表示，但在地方和行业分解中应进一步细化为“单位产品能耗”，避免产业空心化，鼓励实体经济。技术进步。
（四）保障能源安全，发挥市场和政府双重作用。
能源领域是资本密集型，没有市场配置资源，会导致系统运行效率低下，造成资源浪费； 同时，能源领域具有很强的网络特性，与经济社会密切相关，允许行业自由探索，可能带动行业发展。 价格波动很大。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了有效政府的作用，扭转了理论界对自由市场的盲目崇拜。 在管理能源转型和应对气候变化背景下考虑能源安全，需要协同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双重作用。
总之，保障能源安全要有新思路，立足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新格局，坚持数量和质量并重，用好强度和比例双控新方式。可再生能源，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的双重作用。 提高认识，理清思路，狠抓落实。 如此，“灶可安生自家”，可久“生于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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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能源安全必须把握战略要点
从现在到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我国这样一个能源大国，任何单一品类、单一路径、单一模式都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不能保障能源安全。 品类多元化、源头多路径、发展模式多，不是因为怕被堵、怕断，而是超级经济体保障能源安全的逻辑必然，也是基础中国能源发展与转型的合规性。 当前形势下，要依靠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因地制宜、因地制宜，明确落实“我家灶稳产”战略举措。
（一）节能增效是能源安全的战略基础。
节能是能源安全、环境安全和气候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提高能源效率是全球经济有效安全转型的关键。 我国节能和提高能效潜力巨大，应进一步充分挖掘。 例如，在煤炭消费领域，据专家王庆义分析，煤电装机容量10.1亿千瓦，发电煤耗降至289克标准煤/千瓦时，可节约煤炭4.17亿吨； 先进水平，可节煤4.2亿吨； 燃煤工业锅炉采用高效、低排放的煤粉炉，热效率可由65%提高到90%，可节煤1.4亿吨； 住宅和服务业燃煤炉灶采用热效率达70%，新建炉灶可节煤2.1亿吨。 此外，工业、建筑、交通等行业节能潜力巨大。
把握节能增效的战略基础：
一是加大宣传力度，引导全社会牢固树立节能增效是“第一安全、经济、清洁、低碳能源”的理念； 在结构节能、技术节能、管理节能的基础上，强化“文化节能”，营造注重节能的文化氛围；
二是转变发展方式和消费方式，从追求速度和数量向追求质量和效益转变，坚决遏制不合理需求，杜绝浪费；
三是将能源主管部门确定为国家节能主管部门，实行节能与能源生产、供应、消费统筹兼顾、闭环管理。
完善和建立新能源双控体系，落实各地区各部门责任，严格考核，是节约能源、提高能源效率的关键手段。 提高能源效率要高度重视区域、行业、产业之间的协同作用，以整体能源优化为目标，挖掘整体节能潜力，提高整体能源利用效率，强调产业、建筑的深度耦合和系统性。 、交通和能源跨领域优化。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强度目标应进一步细化为具体行业和产品单位产值能耗，缩小结构调整空间，规避产业空心化风险，促进产业技术进步真正落地。节能降耗。
（二）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是能源安全的战略支撑。
截至2019年底，我国风电装机容量达到2.1亿千瓦，提前一年完成“十三五”规划目标； 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2亿千瓦，翻一番，完成了“十三五”规划目标。 面对一段时间内弃风弃光形势严峻，政府部门和电网调度机构严格控制弃风光伏严重地区新增风电和光伏发电建设规模，优化调度和运行可再生能源系统，并实施可再生能源系统。 能源用电监测评估制度等措施，使可再生能源消纳问题得到较好解决。 2019年全国平均弃风率和弃光率分别为4%和2%，比2016年40%的装机增幅分别下降了13个和8个百分点。通过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我国已在加快可再生能源发展、促进线上消费等方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基础。
总书记提出力争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达峰、2060年碳中和目标，必将为我国新能源发展提供更强劲动力。 “十四五”期间，无论从资源、技术还是经济上，我们都具备了更加大力发展风能和太阳能的条件。 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完全可以扭转能源安全被动局面。
目前，分布式光伏和风电已实现用户侧平价，集中式光伏每千瓦时成本可降至0.2元以下，陆上风电每千瓦时成本可降至0.25元以下。 尤其是光伏，无论是阳光资源、沙漠土地储备，还是原材料、制造能力和技术进步，几乎都没有瓶颈可言。 大力发展光伏，不仅可以优化能源结构，加快能源独立，还可以带动新能源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巩固我国光伏制造业的优势。
推动可再生能源跨越式发展，需要统筹各类能源、地方能源、城乡能源协调发展。 可再生能源是能源战略转型国产化、多元化、清洁化、低碳化的重要支撑，但离不开电力系统可调容量的支撑，如储能电池、燃气机组、抽水蓄能、大水库水电、煤电灵活性、电网延伸、需求侧管理（响应）等，将传统能源和储能转变为“软垫”，支持可再生能源规模化、高比例发展活力。 要坚持西部集中开发与东部分散开发相结合，“边来”与“远来”相结合。 推进城乡能源一体化发展，重点要结合困扰农村的秸秆、畜禽粪便、污泥、污水等生物质资源综合利用。 因此，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关键是要做出系统的战略规划，不能只关注单一领域的投资或补贴竞争。
（三）科技创新是能源安全的战略驱动力。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科技决定能源的未来，科技创造未来的能源。 科技创新在能源革命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必须放在能源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唯有创新，才能加快能源革命进程，加快能源低碳发展进程，加快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型进程，才能实现“自己家里稳定出炉”。 能源转型的物质基础是真正的技术进步和技术突破，支撑条件是公共政策及其驱动的资本市场。 能源公共政策的转变需要从以发展为导向的政策体系转向以技术为基础的政策体系，从注重规模和速度向统筹政策资源、注重推动技术进步转变。 国家应逐步减少存量补贴，提高技术门槛，引入市场竞争。 同时，发挥制度优势，注重技术攻关，破解能源产业链瓶颈。
未来能源系统就是要充分利用“云、大、物理、移动、智能、链”等新技术，促进能源生产与需求的有效匹配，实现横向多能互补、纵向“多能互补”。源-网-荷-储”高效互动，保障能源可持续。 可再生能源比例高的智能能源系统。 智慧能源系统可使电力能源系统成为协同、灵活的有机整体，新能源消纳能力更强，安全性更高。 要尽快建立智慧能源技术标准体系，开展一批不同技术类型、不同应用场景的试点示范； 发展多种基于电力能源市场的智慧能源商业模式，探索形成开放共享的智慧能源生态环境。
发展智慧能源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大力发展虚拟电厂，在“源-网-荷-储-用”中集聚和分散灵活资源，大大提高整个电力能源系统的灵活性。 目前，我国拥有丰富的虚拟电厂开发资源。 其中，可控负荷资源超过5000万千瓦，分布式电源规模超过6000万千瓦，用户侧储能规模约100万千瓦，电动汽车保有量接近600万辆（按每台5千瓦计算，相当于3000万千瓦储能）。 能力），而且这些资源还在快速增长。 现有分散资源的有效聚合，相当于建设1.4亿千瓦燃煤电机组，完全可以满足“十四五”电力负荷增长和调峰填谷需要. 尽快启动虚拟电厂顶层设计，能源主管部门牵头建设虚拟电厂。 出台《虚拟电厂建设指导意见》，积极培育“聚合器”市场主体，建立虚拟电厂标准体系； 加快完善激励政策和市场化交易机制，充实虚拟电厂激励资金，加快完善虚拟电厂与现货市场、辅助服务市场、容量市场的衔接机制。
（四）体制机制创新是能源安全的战略保障。
当前，我国能源安全形势紧迫、任务艰巨。 为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保障能源安全，加快能源转型，实现“两个一百年”宏伟目标，必须将能源提升到与粮食、金融同等战略高度，尽快建立健全能源优先的强国。 一致的能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我国目前的能源管理职能高度分散，管理机构水平较低。 强调规模和速度、忽视技术进步的政策体系不能适应新形势、承担新使命。
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靠制度革命。 能源消费革命、供给革命和技术革命需要时间，但制度革命是观念的转变，会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有一个大概的思路就很容易理解。 目前，能源发展和改革的思路数以万计。 一是强化政府能源管理机构，压实部门管理职责。 总书记强调，“制度走向成熟定型是一个动态过程，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是一个动态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
实现能源系统革命，关键是整合部门职能。 优化能源管理体系，必须克服盲目自满、自满和观望思想。 要果断行动，改变能源管理权责交叉、职能交叉、职能分散、九龙管水的现状，整合分散在与能源相关的各部委的权责，如能源投资、审批、政策、标准、体制改革、价格、保障。 、环境保护、科技创新、城乡能源一体化等，尽快成立国家能源局，适时改组为能源部。 能源管理部门统筹国内国际能源供应和消费，统筹能源发展和改革，实施保障能源安全的战略措施，确保“老家出炉”。
能源系统革命需要调动地方积极性。 能源安全和能源转型的核心是发展分布广泛、能量密度低的可再生能源，必须充分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积极性； 要打破煤、电、油气传统单一“军种”，条条框框、独立作战。 图案； 要挖掘数字经济潜力，大力发展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构建以用户为中心、统筹规划、协同优化的现代能源体系。 中央部门要会同中央企业，统筹推进“放管服”改革； 将园区内供电、供热、供气特许经营权纳入“综合特许经营权”，有条件可延伸至供水、污水、垃圾处理等领域，支持地方经济发展更高层次。
（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吴寅，华北电力大学教授王鹏，国家电投高级经济师王东荣；浙江财经大学研究员李阳，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吴江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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