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污染问题的兴起和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公众对土壤和地下水的认识不断提高，但对一些关键概念和理论的误解仍然广泛存在，有的已经或正在受到影响。政策和法律的制定。 显着的影响。 以下是环境修复领域常见的九大误区，供参考。
01
环境修复领域的误区
误区一：污染场地是指被污染的土壤。
污染场地是指由于某些行为和活动造成土壤和地下水受到污染的场地，污染物的迁移也会对场地外的土壤和地下水造成污染。 因此，大多数污染场地修复包括地下水修复。
误区 2：污染场地是棕地。
如果场地被废弃并且其发展受到污染的负面影响，则污染场地也称为棕地。 棕地只是污染场地的一部分，其概念是进口产品，在国外法律中有其特定含义。 在我国，将污染场地等同于棕地是有历史原因的。 但现在是时候从发展的角度来区分这两个概念了。
误解三：污染场地是指工业污染场地，关停搬迁会“产生”污染场地。
工业污染是造成场地污染的原因之一。 采矿、商业、军事基地、回收和废物管理也造成了许多污染场地。 作为污染场地最多的一类，严格意义上的加油站算不上工业。 污染场地是有害物质存在造成的，关闭搬迁行为本身不能“产生”或“造成”污染场地。
误区四：超级基金污染责任难以认定，所以依靠它的核心手段是政府投入大量资金扶持。
《超级基金法》的正式名称是《综合环境响应、补偿和责任法》，因其设立了恢复基金而得名。 其主要内容是：有污染就要有清理修复行动； 造成污染损害的，必须赔偿； 有污染的，要追究污染责任方。
Superfund 并不针对全国所有的污染场地，也不管理棕地，而是只管理污染最严重、危害最严重的场地类型。 更多受污染的场地由其他联邦计划和地方管理。 没有一个超级基金站点因开发而得到修复，87% 的超级基金站点都有责任方，平均每个站点有 71 个责任方。
由此可见，污染场地追责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基金本身用于应急响应，在找不到责任方或负担不起场地的情况下，由污染责任方支付约 70% 的超级基金场地修复费用。 因此，以“基金”二字为由，认为只要我国设立政府基金，就可以通过税收、收费、拨款等财政手段一劳永逸地解决污染场地的环境问题，这是错误的。 . 这种认识是错误的。
误区五：污染场地修复只为开发搬迁场地服务。
污染场地整治有利于保障土地开发利用的安全，但不仅仅是为了开发。 近期媒体报道的河南禹州东十里村地下水污染、湖南衡东大埔化工厂土壤污染、甘肃兰州地下水污染等事件，与开发搬迁无关。 但是，我国目前关于污染场地环境治理的文件，无一例外地只提到拟开发搬迁场地，可见这种误解对相关政策的影响。
误区六：污染场地调查可以用环评代替。
由于污染场地环境管理与土地开发“绑定”，一些地方在制定污染场地环境管理政策时引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也有建议将场地调查纳入环境影响评价。 由于评价对象和时间段的不同，不能采用环评的技术方法进行现场勘察和评价。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这与我国目前在污染场地管理上缺乏（法律）可依有关。
误区七：现场调查和评估不重要。
我国普遍存在“重修复、轻侦查”的观念。 事实上，详细调查虽然成本高昂，但可以全面准确地了解污染情况。 在此基础上，可以制定科学的修复方案，最大限度地降低修复总成本。 形象地说，修而不查，犹如未闻之医，怎能对症下药。
误区八：搬迁后，该遗址被认为是有历史问题的遗址。
目前有观点倾向于将工矿企业停产搬迁后的场地归类为历史遗留污染场地，并提出修复资金应由财政全额出资。
历史问题有两个显着特点：
一是发生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或由特定的历史事件引起，其发生有特殊的历史原因； 二是造成问题的责任主体在那个特殊时期和背景下不被追究，该追究的时候却不追究。 已丢失或找不到。
我国众多工矿企业的生产经营场所，生产历史和搬迁时间各不相同。 界定治理修复责任，从法律上准确界定何为“历史遗产”十分重要。
误区九：地下水污染也需要进行健康风险评估。
一段时间以来，饮用地下水行为的风险评估在我国非常流行。 根据新发布的《污染场地风险评价技术导则》，地下水作为生活用水，应直接采用水环境标准或生活用水标准，无需额外进行风险计算。
国外污染场地风险评价的提出和应用是在实践基础上不断调整和形成的，具有很强的阶段性、发展性和地域性。 日本、韩国、台湾等在文化、地理位置、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等方面与我国较为接近的国家，在污染场地管理中均未实施风险评估。 因此，无论是放弃还是过度使用都是不可取的。
02
今年环境修复领域有哪些新动作？
三月即将结束，春天来了。 近期，环境修复企业大动作频频。 其中，长江环保、中国电建、节能英雄最为突出，中标多个环境修复项目。 此外，高能环境、中蓝环保、北京建工修复、金浦园林等多家企业也签订了大型环境修复项目。
长江环保集团与节能英雄奋力中标积极投资流域治理项目
一季度，流域治理项目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分布在江西、湖北、山东、浙江四省，总投资121.83亿元。 其中，浙江省松阳水环境综合治理及生态价值转化特许经营项目以总投资31.51亿元，占总投资的25%，位居流域治理项目之首。 该项目中标单位为长江生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电建集团港航建设有限公司联合体，中铁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由松古平原水系综合治理工程、四渡河流域农田生态修复与改善工程三个子工程组成，以及第二水厂一期工程。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一季度，节能铁汉奋力中标，中标河池市巴马瑶族自治县水系贯通及生态环境整治项目PPP项目（一期），广西壮族自治区、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 三门峡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沣溪流域生态环境系统整治与生态价值实现项目、黄河生态廊道乡村振兴与城乡基础设施EPC项目三个流域治理项目，总投资3.185亿元，占治理总投资的26%。
随着“十四五”规划出台，我国进入了由水污染防治向水环境、水生态、水资源“三水”统筹转变的新时代。 小编推测，大规模的流域治理项目还会不断涌现。
土壤修复项目小标总投资约26.81亿元
土壤修复项目，一季度总投资26.81亿元，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兰州市永登县庄浪河段（柳树镇-洪城镇）土地整理与生态修复综合治理项目，甘肃省，总投资14.2亿元。 由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与中国电建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联合体中标。项目建设区域涉及柳树镇、大同镇、龙泉寺镇、永登县洪城镇。 总规模11.66万亩。 建设内容包括高标准农田建设42922亩（其中旱地8059亩，水浇地34863亩）； 土地整理新增农用地18123亩； 绵山生态修复41832亩； 种植特色经济林9639亩； 花卉苗木种植822亩； 建设生态廊道及相应基础设施3206亩。
3月，博世中标广州市番禺区沙头街道玉山大道南侧STJ15-02地块（原番禺水泥厂）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项目，中标金额3200万元。 同月，博世及其控股股东广州环投集团与南宁市人民政府本着“平等互利、相互支持、合作共赢、合法合规，平等优先”。 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拟在生活垃圾焚烧、智慧环卫、固废处理、水环境治理、环保装备制造、土壤修复与治理、环保等领域开展项目合作南宁市防护技术服务。
青岛西海岸新区矿山修复项目（二期）占矿山修复工程总投资的70%
矿山恢复治理项目，一季度总投资12.33亿元，规模最大的是青岛西海岸新区矿山地质环境与生态修复项目（二期）PPP项目，总投资约8.68亿元。 青岛市地质工程勘察院（青岛市地质勘探开发局）、青岛市岩土工程有限公司、荣世华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中标，这也意味着西海岸新区28个废弃采石场将生态修复进入实质性阶段。
青岛西海岸新区矿山地质环境生态修复工程（二期）位于张家楼街道、珠海街道、胶南街道、灵山卫街道、灵珠山街道、王台街道、博里镇、宝山镇的28个废弃矿山。 石场。 项目治理总面积约2256亩，共开挖石料548.3万立方米，回填石料542.9万立方米，外购回填石料5.4万立方米，网喷绿化44.5万平方米。 采购回填种植土87.9万立方米。 工程内容主要包括边坡切割整形、矿渣回填和种植土、喷网播种绿化、挡土墙、排水沟、水井、田间道路等配套工程建设。 去年6月，一期工程通过竣工验收。
EOD模式“爆火”现场修复项目频现
场地修复工程，一季度完成总投资331.6亿元。 项目模式以PPP和EPC为主，但最受关注的是EOD模式。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统筹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也催生了EOD模型的流行。
1月，中国电建昆明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成功中标长江宜都段108亿元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排爆工程（一期）。 同月，安徽省和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中标安徽省和县含山生态科技创新发展示范区生态环境导向型开发（EOD）项目约24亿元。 总量的40%。
2018年8月，生态环境部在《关于进一步深化生态环境领域“放管服”改革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中首次提及EOD模式”（环桂财[2018]86号）：“探索开展EOD模式，推动生态环境治理、生态旅游、城市开发等产业融合发展，打造不同领域的标杆示范工程。” 2020年9月23日，生态部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国家开发银行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推荐开展生态环境导向发展模式试点的通知》 ”使得EOD模式再次将环保圈发挥到极致。看来，作为一种创新模式，EOD模式将经常出现在未来的生态环保项目中，真正做到变绿水青山为金山银山。
日前，兰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栏生态修复与产业发展示范区（起步区）综合开发项目勘察招标。 场地平整施工安装工程费224729.82亿元，具体估算以初步设计概算为准），其中项目资金17.2亿元，占项目总投资的20%。 谁将中标也令人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