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发展既是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生态文明的必由之路。 2019年“能源低碳发展关乎人类未来”和2020年“碳达峰、碳中和”都在一步步完善和践行低碳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
IPCC报告称，工业化以来，人类生产生活排放的各种温室气体急剧增加，导致地球温度升高，严重破坏地球内部平衡，并可能对地球生态系统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 由于温室气体是全球公共利益问题，需要超国家机构进行统一协调。 它涉及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碳排放量的积累，以及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新增的碳排放量。 为了平衡碳减排的公平性和效率，发达国家首先要减少绝对值的碳排放，而发展中国家则要减少相对值的排放，然后共同减排，最终达到控制全球气温的目标。 各国根据本国国情提出了相应的碳减排目标和计划。 由此，各国相继确立了低碳政策发展理念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一、低碳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
生态与文明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四大文明古国都建立在生态优美的地方，古埃及、古巴厘岛文明的衰落与生态破坏有关。 中国是唯一保存完好的古代文明的地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由来已久。 “美丽中国”的目标理念不仅对生态文明提出了新要求，也为低碳发展创造了历史机遇。
人类文明的发展经历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 自然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全球性环境问题凸显，牺牲资源带来的繁荣是短暂且不可持续的。 如今，生态文明低碳发展理念不仅是人类可持续发展之路，也是解决当前资源环境问题的必由之路。 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原因来自于地球环境容量的有限性，人类文明的发展自始至终都离不开生态环境的物质基础。 地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面对生态破坏的环境问题，人类是生态修复和污染治理的根本动力。 低碳发展是强调以低碳技术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高水平绿色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由于涉及环境外部性，很容易造成市场失灵，因此政府需要采取财税政策措施来推动。 自上而下的政府组织形式保证了政策效果的单一性。 但不同部门出台的低碳发展政策不同，且政策存在重叠，导致职能部门之间缺乏可操作性。 因此，确保政策的协调发展和一致性就显得尤为重要。
国际碳减排承诺和国内生态文明建设都表明我国低碳工作刻不容缓。 国际层面，以低碳发展为主导的利益格局动荡，低碳技术引发的新兴战略产业成为焦点，引发发达国家与新兴工业国家的产业竞争。 欧盟等发达国家主推低碳减排，这与低碳领域技术发展相对成熟以及全球能源结构的深刻变化有关。 在国家层面，人们逐渐认识到环境破坏带来的危害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随着低碳理念的提出，环境损失无疑成为成本衡量指标； 经济发展中，能源需求的扩大与化石能源需求的减少之间存在着矛盾。 ，进一步促进能源结构优化调整。
作为最大的能源消费国，推动低碳发展可以优化国际形象、改善国际环境；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主动减少气候排放，加强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合作，在政策、环境、能源等领域顺利协调。 发展。 作为负责任大国，低碳发展不仅体现了中国发展的绿色转型，也为生态文明建设做出了贡献。
二、低碳财税政策理论研究
环境问题的解决离不开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合力。 学者们对政策理论有不同的解释。 由于外部性的存在，庇古建议对污染企业征税，从而推动低碳财税政策框架的构建。 同时，科斯提出以市场效率为基础来界定资源产权，从而解决基于补贴和自愿的问题。 两者的解决方案不同，但低碳发展的思路却是互补的。
随着“谁污染、谁负责”理念的深入，环境税和气候变化税逐渐被认可。 环境税应该理解为不仅是改善环境、减少污染，而且是用其收入来提高税收制度对资本和劳动力的积极引导。 皮尔斯提出碳税研究的“双重红利”。 同时，碳排放权也得到学者们的认可。 有学者利用CGE模型验证了碳交易模型不仅可以减少碳排放，还可以刺激企业研发技术投入。 根据英国碳排放权分配模型分析，通过拍卖的方式进行收入再分配也能产生“双重红利”。 从碳排放的实际效果来看，虽然碳税和碳交易都可以发挥作用，但碳税更有优势，也更容易操作。 碳税的成本更加透明和可预测。 郝宏义(2019)基于石油企业的碳减排效果提出，碳税的实施需要综合分析不同社会阶层的承受能力，需要综合考虑不同利益群体。 碳税确实可以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最终，碳交易和碳税应该综合考虑和应用。
当前，基于我国碳达峰目标和GDP发展，碳交易更具有现实意义。 2021年7月，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在中国正式启动。 但碳交易的正常运行仍需考虑，需要建立配套的政策支持和核查体系。 碳交易以总量控制为基础，促进碳减排效果。 碳交易的实施不仅有助于控制碳排放总量，也为碳税提供量化指导。
技术创新补贴是政府鼓励企业研发的直接措施。 技术创新对节能减排有着直观的作用。 同时，新技术的研发，尤其是创业期，最缺的就是资金。 技术创新红利效应明显。 不仅可以实现规模经济，还可以实现技术集聚后的再创新。 但仍需注重补贴监管，防止“骗补”。
关于低碳发展中的碳减排效果，政策种类较多，需要具体考虑政策之间的协同作用，以实现生态文明的效益。 根据行为经济学的有限理性，政府与企业最终的博弈是纳什均衡，因此需要不断适应和改进。
3、低碳引领生态建设的路径选择
一是低碳财税政策要协调。 中国的低碳政策经历了从单一的指挥控制到多种低碳政策措施协同运用的过程。 现在主要是奖惩双向调整，倒逼企业改善环境行为。 在惩罚机制方面，消费税等税收制度主动适应低碳趋势。 将排污费改为环境保护税，体现了法制理念。 在政策激励方面，主要通过财政支出支持发展。 对于投入和生产阶段，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刺激企业低碳转型； 消费阶段，运用绿色采购、价格补贴等方式引导居民生态消费。 对于回收阶段，财政补贴鼓励生产者和消费者建立联动关系。 促进资源循环利用。 财政激励等措施会在一定程度上扭曲市场，应根据企业不同的发展阶段逐步取消。 市场政策工具更加灵活，促进企业技术创新。 考虑到我国各省市经济发展路径不同，产业模式和碳发展潜力不同，应开展区域联动与合作。 完善低碳财政预算体系，推动碳市场机制运行，建立生态补偿机制，重视环境成本，保障优质生态产品供给。
二是科技创新与支撑。 传统观念中，投入大量的人、财、物来促进生态改善； 新发展理念中，创新驱动成为核心驱动力。 各国选择了不同的技术发展路线。 欧盟发展清洁能源，日本注重节能技术，中国两者都注重。 信息技术时代，“互联网+”等高科技创新发挥支撑作用，不仅节约成本，还营造现代化生态环境。 为减少碳排放，积极推广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和提高化石能源的能源利用效率，逐步淘汰高耗能、高污染行业，促进环保产业发展。 关于固碳，主要是生物固碳，不仅可以增加森林覆盖率、实现植物光合作用，还可以落实生态文明建设。 金融创新，推动绿色发展基金，完善绿色信贷和贸易，统筹国内国际生态文明建设，为低碳发展提供金融支持。
三是公众参与。 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全民参与、政府主导、企业实施、公众支持。 对于政府来说，有必要加强媒体宣传、学校教育、立法等措施，确保生态环境损害的赔偿和责任追究。 对企业来说，要贯彻落实国家环境政策，积极求变，实行符合国情的目标责任制，推动以环境评价为重点的环境影响机制建设。 对于公众，提高绿色消费理念，简化适度消费，杜绝浪费； 提升公众环境行为自律意识，畅通环境诉讼制度，引导公众和第三方组织参与监督。
四是对外合作与交流。 气候资源本身就是公共产品。 碳排放急剧增加引发的环境问题是全球性的，其治理需要各国共同努力。 中国还致力于推动全球环境合作、扩大对外交往。 作为负责任大国，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积极承担国际责任，认真落实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和行动，为生态建设作出贡献。 向发达国家引进技术和模式，加强生态建设路径研究； 我们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推广环境创新成果，传播中国生态文明理念。
世界经济共同打造“绿色复苏”之路，多边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 中国不仅提出峰值碳中和，也是低碳发展的坚定践行者，不断拓展国际合作、维护国际秩序。 随着各国逐步公布碳中和目标，企业作为具体的实现者，需要在源头、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逐步实现碳中和。
同时，气候变化与人类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 后疫情时代，新基建低碳化、消费领域绿色消费清单等都体现了中国推进现代化的低碳发展理念。 低碳发展有利于碳减排，实现大国博弈； 控制污染排放和协同生态治理； 科技创新保持核心竞争力。 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政府合理运用碳减排政策，因地制宜、协调发展。 面对新发展格局，中国坚持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坚持走低碳循环发展道路，为全社会共同参与建设美丽中国作出贡献。
基金题目：本文为山西省软科学项目（2019041059-1）的阶段性成果。
（侯金铎，山西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