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参议院正式通过了废除碳税系列法案，在2015年推出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之前，将不再对碳排放征收原来约合22美元/吨的碳税。由工党领袖吉拉德推动的碳税仅实行了一年左右时间，即由自由党阿博特推翻。
澳大利亚碳税命运多舛，背后其实是政党博弈。自由党所提出的“碳税会提高工商业和居民部门的电费支出、影响消费者收入、损害澳大利亚竞争力”的说辞其实并不完全成立。
早在2013年10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知名的环境政策专家弗兰克就在《自然》杂志撰文指出，澳大利亚的碳税收入主要被用来支持低碳转型、节能技术创新和中低收入居民的电费补贴，而此次阿博特政府所谓的取消碳税，其实并未同时取消澳大利亚碳减排的目标，只是将其转为由政府直接奖励排放水平低于基准线水平的公司。只要政府的收入来源仍然是税收，对于消费者和工商业而言，推翻碳税的说辞就并不存在。
澳大利亚碳税的取消无疑为原定于2015年建立的全国性碳交易市场增加了不确定性，也使得各国对于澳大利亚能否在即将召开的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作出积极承诺产生更多消极预期。尽管澳大利亚工党比尔·肖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将在下次联邦大选时拉回碳排放定价机制，以此告诉全澳人民——工党关注气候变化。”但是，显然选票比气候变化本身更能左右澳大利亚碳减排政策的最终命运。
碳税政策一方面确实会影响居民的实际收入和工商业的生产成本，短期对GDP造成一定的影响也难以避免，因为碳排放主要来源于化石能源的消费，短期调整成本太高导致排放主体无法通过能源替代、技术创新等手段解决减排问题，只能更多选择减少产出、降低能源投入的方式来减少碳税的税基，这无疑对短期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
澳大利亚是一个高度依赖能源、主要进行铁矿石出口和加工制造的国家，碳税的实施从直接的经济增长效应来看，确实无法与高碳经济相比拟。但是碳税的社会福利改进效应、长期经济增长效应同样不容忽视，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国，澳大利亚有责任实现其减排目标并推进相关政策。澳大利亚工党所计划的从碳税向固定价格的碳排放交易机制，再到与欧洲碳市场完全对接的长期政策具有远见，也会给予企业稳定的技术创新预期方向，从而在长期意义上推动澳大利亚经济的转型发展。
在气候变化的科学事实越来越清晰、发展中的新兴经济体已经纷纷行动起来的今天，澳大利亚的政策选择无疑是一种，以碳税换选票、以政党博弈利益替代社会福利考量，澳大利亚给所有的发达国家树立了一个非常不光彩的榜样。如果未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就《后京都议定书》达成新的减排目标、在更广泛的国家间实行严格的碳减排政策的话，那么这次澳大利亚碳税政策的就会使澳大利亚失去在低碳经济发展的全球浪潮中赢得主动的最佳时机。
中国未来很美好
中国并非是《京都议定书》的附件一国家，没有任何减排目标的约束，但是中国近年来在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行动中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杰出代表和学习典范。中国目前正在积极研究推出碳税的可能性及其经济影响，同时已经开始在部分省市探索实行碳排放交易机制。2013年是中国碳市场构建的元年，北京、天津、上海、广东、湖北、深圳、重庆等7个省市建立起各有特色的碳排放交易体系，并相继完成了配额分配，启动了碳交易市场。各个试点省市探索了碳交易落地的新模式，在机制设计和市场表现上各具特色，对于碳市场建设所涉及到的一些关键要素如总量设定、配额分配、交易形式和参与者等进行了类型多样的制度创新，从而为未来中国碳市场的发展和机制建设奠定了扎实基础。
从碳市场发展的长期影响来看，其意义更加深远。首先，中国第一次有了基于自身减排技术和政策需求的碳价格，让碳排放权这一典型的公品有了自身的价格发现能力。从目前来看，广东和深圳是碳交易价格最高的地区，达到每吨60元~80元，与美国加州的碳交易市场价格相当。北京的碳交易市场价格为每吨50元左右，天津和上海的碳交易价格在40元/吨。尽管目前的碳价格还不能够完全反映真实的减排成本，也可能距离市场最优价格水平有一定差距，但是价格引领作用却已经在彰显。
其次湖北、广东等省市对于机构交易者的引入更是大大地激发了市场的参与热情，为市场注入流动性的同时也使得“碳资产”成为新的金融产品进入投资者视野。对于中国经济的绿色、低碳转型大有裨益。最后则是统一的碳核查、碳认证、碳监测体系的建立为中国企业、政府部门、第三方机构提高其碳排放管理能力提供了最佳的实验场和学习地。基础数据的收集、专业人员的培养、制度体系的建设、交易平台的发展等等都是必要的能力培养，大大消除了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遵从国际规则的障碍。
低碳政策的破与立，应该作为国家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一贯性，这样才能激励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突破资源环境和气候承载力的多重约束。美国小布什政府、澳大利亚阿博特政府所打出的气候牌，最终都是为了取悦于国内的石油、铁矿石、煤炭集团，而实质上，他们既是在偷窃未来子孙的财富，也是在侵蚀其他国家所作出的积极努力。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解决本国环境问题、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增进全人类的福祉上，目标是明确的，战略是清晰的，路径是合理的，相信结果也一定是美好的。
（作者系复旦大学能源经济与战略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